国外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模式研究

内容摘要：现代产业体系是一种在大国环境下，能够不断促进核心产业技术创新、加速先进技术扩散、加深产业之间的关联互动、加速产业的新老更替、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有机产业系统。本文在发达国家经济史的基础上归纳了五种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即政府推动型、企业主体带动型、军民融合推进型、关键技术推进型、核心产业推进型。

关键词：现代产业体系 发展模式 借鉴

现代产业体系最早产生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它是促进一国各产业间融合互动发展、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端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等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还面临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不突出、产业间的关联互动能力不强、产业体系的结构转换和整体演化能力不强等问题。因此，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归纳了国外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五种主要模式。

发达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和演进由于其发展的背景和国内经济环境不同，其发展轨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笔者根据其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以及驱动的要素和路径不同，将其归纳为政府推动型、企业主体带动型、军民融合推进型、关键技术推进型和核心产业带动型五种发展模式。

政府推动型现代产业体系

政府推动型现代产业体系是指政府在该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引导者、支持者、推动者的作用，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推进本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以及在本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纷纷通过发挥政府在法律法规、资金、外贸、军事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大力发展本国的现代产业体系，以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传统产业的淘汰升级和新兴产业的不断更替，并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促进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向更高的阶段演化。

政府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最典型的是日本，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政府适时适度的干预。战后，日本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分阶段制定了不同的战略和政策：“1946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倾斜生产方式’为主的产业复兴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制订了‘产业合理化政策’，提出以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大产业为重点，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来降低基础工业成本，大力刺激民间企业对现代化设备的投资，使劳动生产率在1951-1955年期间提高了76%”、“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为指导思想，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对工业部门实施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产业政策的思想是推进重化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受环境和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政府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理念是创造性知识集约化，重点是加强自主的技术开发。日本政府在《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中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方针”、“1994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新技术立国’的方针”、“1999年又提出了‘产业技术产业创新基本战略’”（李远，2006），这些战略和政策的拟定和实施，为国内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有效地协调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

除了在经济发展各阶段制定的发展战略以外，日本政府还对扶持某一产业采取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如日本政府为推动产业结构实现重化学工业化，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一是利用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优先进口化学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燃料，限制化学工业产品和生活消费品的进口；二是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三是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四是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五是出口鼓励”（薛敬孝等，2002）。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日本国内企业获取西方先进技术、获取政府资金支持、扩大生产规模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日本国内现代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向前演进。

此外，英国、美国、德国在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采用过或一直在采用政府推动的方法，如英国在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就充分发挥了政府的推动作用，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政府干预的影子，如“为了摆脱对外依赖、发展自己完整的产业链，英国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始在南部各个郡中种植靛蓝作物”（梅俊杰，2008）。为了扶持毛纺织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法令或政策，如英国在都铎王朝时代总共“约有250个法令涉及经济问题，其中有关呢绒的生产、销售、工资和价格等方面的法令占有突出的地位”（陈曦文，1995）。

企业主体带动型现代产业体系

企业主体带动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是指依托部分技术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规模效应突出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通过发挥其创新引领效应、技术扩散效应、产业链延伸效应、产业关联协作效应、产业协同效应等作用，实现产业的成链发展、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产业互动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目标，从而形成以关键核心企业为中心节点、其他相关企业和产业为外围节点等组成的现代产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为核心企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控制该产业的品牌、销售等关键环节，从而实现在产业纵向发展上能够依托对关键核心环节的控制掌控上下游及整个产业链，在产业间的横向联系上能够依托在关键产业方面的领导地位引导、支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世界产业系统中形成以该国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核心、其他国家产业体系为外围的世界产业发展新格局。

企业主体带动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最典型的是南北战争后美国掀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一大批企业在推进国内工业化、现代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铁路为例，内战后，伊利铁路公司、中央铁路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等铁路企业在促进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输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其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作用，为美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是通过铁路的前向关联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与扩大。“19世纪40年代，东部地区的铁路建设促进了地区性市场的形成，东北部的工业产品得以运往东部各地，这转而有助于东北部工业的发展与经济的起飞。紧接着，4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与各地区铁路的相接，促使美国的全国性市场最终形成。1900年前后，美国的国内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李庆余等，1994）。二是通过后向联系促进了铁路建设提供原材料和设备的工业部门的发展，诸如钢铁、煤炭、蒸汽机车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相关的技术进步，如美国钢铁产业由酸性转炉炼钢法向平炉冶炼法的转变。

而以美国钢铁公司等为主体的美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据H.N.沙伊贝等记载，随着美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在“1910年前后，除了在钢铁工厂就业的二十五万工人外，还有100万工人在用钢铁做原料来制造耐用生产品和消费品的各种工业中就业，即钢管制造业、金属器具制造业、锅炉制造业、刃具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等。所有这些行业的扩大，在桥梁和房屋建筑业中广泛使用钢材都推动了煤和铁矿等采矿业的发展，推动了铁路运输和苏比利尔湖航运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向后连锁’影响的其他工业活动的展开”（H.N.沙伊贝等，1983）。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以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等企业组成的汽车产业，以及由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普惠公司等组成的飞机和导弹等国防工业进一步替代钢铁产业成为驱动美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新的核心产业。由于通用、福特、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具有企业规模大、经营范围广、产业关联性强、技术研发实力强等特点，在与行业内或相关行业的其他企业发生零部件和服务等技术和市场联系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其在技术、市场和组织等方面的中心作用，逐步实现了统和整个行业以及整合相关行业发展，如“美国汽车工业使用了全美25%的钢材，60%的橡胶。美国每年消耗67桶汽油，其中汽车消费了40%”（李庆余等，1994），以及把零散的产业组织和各产业整合成为一个个以这些大型综合企业为核心的有组织的产业网络系统，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产业无序竞争和盲目发展等市场无政府状态，有利于整个国家产业的体系化发展和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军民融合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

军民融合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是指随着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高新技术迅猛发展，这些技术有的是来自军事领域、有的是来自民用领域，通过军民融合，促进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双向转移，提高高新技术在军用和民用领域的配置效率，降低国防工业体系和民用工业体系相互分割给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竞争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国防工业技术和民用高新技术的扩散效应，提高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开发能力和资金保障能力，以及提高民用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以民养军、以军带民，国防工业体系和民用工业体系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

军民融合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最典型的是美国冷战后军民一体化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削减了军费开支，国际军工市场开始出现萎缩的态势。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首先要保证对于军民两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使美国继续在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制造和工艺技术、先进材料技术、软件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里保持优势；其次，美国要通过军转民将相对过剩的军工生产能力消化掉，同时保留军工生产的核心能力；最后，美国要通过民转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军品的生产成本（王宏伟，2004）。为此，美国制定了“技术再投资计划”、“两用技术应用计划”和“高技术计划”等促进军民一体化的计划措施，这些措施整合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与民用工业基础，在保障国家安全需要的同时，也提升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美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之一就是二战后波音公司利用其雄厚的军用飞机研发能力研制出了波音系列的民用客机（1957年，波音公司在KC-135空中加油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波音707客机，该飞机使波音公司获得了上千架的订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波音的一系列飞机）并依托民用客机在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而这些利润又进一步支撑了波音公司其他军用战斗机等国防工业产品的发展，既提高了民用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又为军用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真正实现了“以民养军、以军带民”。最重要的是使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和民用工业体系逐渐融合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个现代产业体系由于融合了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尖端技术和人才，使得产业体系内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整个产业体系的演化升级能力大为增强，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国防实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关键技术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

关键技术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是指关键技术的产生和扩散对在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和演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键技术的产生和扩散可以改造提升原有的传统产业和催生出大量新兴产业，从而改变原有产业体系中的产业种类数量、产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间的关联方式，使原有产业体系中各产业之间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失调，各类产业逐步在新的、更高的技术水平上形成新的结构和比例关系，从而实现以新的技术水平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在产业技术的升级的基础上向更高的阶段演化。

关键技术推进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典型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低通胀高就业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被称为“新经济”、“信息经济”以及“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国的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是，在经济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使美国的信息产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方面，信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本身创造了巨额的产值。据统计，美国IT产业的增加值从1991年的3466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6579亿美元，1992-1997年，信息产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高达28.2%，为其名义值的2.3倍（钟明，1999）。信息产业逐步成长为美国产值最大的产业，取代了汽车、建筑业、钢铁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新的最大的支柱产业，并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体系中其他产业的发展。随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和生产生活中的各个环节，“改变了制造、加工、运输、信息获取和传递过程，彻底革新的传统经营方式（如网上购物）使这些领域焕然一新，经济活动节奏加快，生产效率提高，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使它们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金志奇，1999）。如CAD、CAPP 、CIMS、PDM、CAM、ERP、SCM、EC等信息化技术在产业链中的应用，使制造业企业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管理的信息化、产品的智能化等，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除了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大量应用以外，其他的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也大量采用信息技术以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据统计，到1991年，仅美国的银行、保险、运输、宾馆等行业投资在信息技术的资金就达8620亿美元（朱式毅等，1997）。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渗透，不仅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信息化改造，提高整个产业体系的技术水平，使得美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得以建立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更高的技术水平基础上。

核心产业带动型现代产业体系

核心产业带动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就是培育和扶持核心产业的发展，通过发挥核心产业产业关联度大、辐射带动效应强的特点，带动其产业的前向、后向、侧向产业发展，再由其前向、后向和侧向产业进一步带动其前向、后向和侧向产业等关联产业的发展，由此逐渐形成一个由核心产业为中心，其前向、后向和侧向等关联产业组成的有机产业网络系统，通过核心产业与其前向、后向、侧向产业之间的关联互动，不断促进核心产业的更替和整个现代产业体系的升级换代。

核心产业带动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最典型的是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英国政府通过扶持毛纺织业进而促进棉纺织业的发展，而棉纺织业的发展首先促进了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发展以及其动力装置蒸汽机的发展，最后促进了相关的采矿业、冶铁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并引导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最终使英国成功发展起了以棉纺织业为核心，以采矿业、冶铁业、机械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相配套的现代产业体系，并且在产业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中逐步演化成为以机械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

首先，英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得益于政府对毛纺织业的扶持。为了保证毛纺织业原材料的供应和发展本国民族工业，英国政府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涵的“牛津条例”，规定：“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本国织造的呢绒。14、15世纪的1332、1337、1376、1377、1464、1467年，多次重申上述规定，其中羊毛出口的禁令一再被打破，但是限制甚至禁止外国呢绒进口的法令却执行得非常严格”（陈曦文，1995）。在利用技术移民扶持产业本土化升级方面，政府通过向技术移民办特许证、给予宗教宽容、以学徒制促进本地化等政策促进了英国呢绒工业的发展。为保持呢绒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良好声誉和稳定的海外市场，政府对呢绒的生产和买卖规定了严格的标准。“为了打开并保障英国纺织品在海外的销售市场，同时也为了削弱主要的竞争对手，英国非常重视与外国签订商业条约、向外派驻领事、建立海外同盟关系等等”，“为了拓展产业成长的国际空间，英国政府全力以赴，不惜以武力来保驾护航”（梅俊杰，2008）。

其次，政府的扶持加上国内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使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得到政府和企业家的双重刺激，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英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历史学家在论及英国议会的立法时说道：1700年的法律“禁止棉布或棉纺织品的输入，但它并未禁止棉布的生产，这为当地产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富有创新精神的中间商很快就用足了这一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足够的加快纺纱和织布的速度，以便满足受保护的庞大国内市场的需求”（梅俊杰，2008）。1721年的法律“则又刺激了基于进口原棉的国内纺织业，这最终成为所谓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种非市场手段的催化下，约翰·凯伊于1733年发明了飞梭，加快了织布的速度，反过来也对纺纱的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后，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764年发明多锭纺纱机；理查德·阿科莱特于1769年获水力纺纱机专利；塞缪尔·克朗普顿于1774-1779年间发明并完善了走锭纺纱机。纺纱速度的显著提高又使织布速度的相对落后，为保持平衡，埃蒙德·卡特莱特于1785年发明了力织机。纺织业中纺与织之间的你追我赶、相互带动还延伸到纺织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中。新的棉纺织机器要求获得比水轮和马力更大、更可靠的动力，于是詹姆斯·瓦特在1763年改进了蒸汽机。新的棉纺织机器和蒸汽机当然又对铁、钢、煤提出更大的需求，从而引发矿产和冶炼的技术进步，交通、通讯的突破自然也随之而跟上（梅俊杰，2008）。英国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从产业关联上促进了冶金和机械等产业的发展，而且其创造的高额利润或资本原始积累也“无疑为工业化支付了第一批订单。一个周期推动了另一个周期”（布罗代尔，1993），最终促进了英国整个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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