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革命制度经济学思考

在制度层面上考察产业革命，本文关注的是社会性关键技术，即重大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或人类交往的基本方式的作用和影响。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制度不断演进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在研究制度变迁的各种理论中，技术对制度变革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和强调的问题。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特别注意和强调技术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不过，在马克思的表述中，技术是以其载体或物化形态——劳动资料出现的。他写道：“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协作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集合，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也是它的一般形式。一方面，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既来自因协作而生的协同性，更因为在协作基础上分工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劳动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成为必要和必需，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与生产或运营要求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但是，协作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劳动的管理或支配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与此前历史上的协作及其管理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导致这个区别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因技术创新而来的社会型关键技术。具体说来，由蒸汽机提供的中央动力不仅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集合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且用以机器为主题的分工替代了以往协作中的以人为主体的分工：劳动依附于机器，工人隶属于资本，并不得不臣服于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

同样是考察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诺斯走的是一条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逻辑路线。诺斯把从技术变革到工厂制度，并用中央动力来源来解释向集中的工作地点的逐渐转移，看作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诺斯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更大的专业化和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设计了组织变革，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而且，同时扩大的市场规模和对发明的规定完善的所有权还提高了创新的收益率。正是这一系列发展为真正的技术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

在认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思路。显然，产生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各自的理论分析框架所致。拉坦写道：“对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明确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感到困惑的。不过，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而“技术决定论在美国制度学派的著作中也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论点。”拉坦本人则认为：“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

从两种不同的逻辑路线以及两种对立的观点中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还是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技术相对落后的后发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都不得不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技术变迁相对滞后而导致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一方面因技术变迁或技术赶超引致对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尤其是在产业革命的爆发时期，后发国家在推进本国技术发展时，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差别尤为明显。

依据技术变迁推动制度变迁的逻辑路线考察，第一次产业革命产生的社会型关键技术——蒸汽机，使现代工厂制度得以存在的关键条件。中央动力的技术要求使得生产规模的扩大成为厂商获取经济收益的重要方式。“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具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与此同时，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中央动力的技术要求引致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进而产生对资本供给的强烈需求，与由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出现的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导致管理半径过大，企业主个人已不能应付大规模投资和企业正常运营的复杂性。由此，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势在必行，股份制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电力和内燃机替代蒸汽机成为社会型关键技术时，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就出现的、被小阿尔弗里德·钱德勒称之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管理制度”，获得了其普遍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前所述，电力和内燃机技术克服了蒸汽机——这个传统的社会型关键技术的主要弊端，基本排除了生产规模扩大在技术上的障碍。但是，同样基于这项社会型关键技术的主要特点即它的可输送性和灵活性，与生产规模扩大直接相关的经济性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电力和内燃机技术在基本排除生产规模扩大的技术性障碍的同时，催生或引致了它的经济性障碍，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成为生产规模扩大与否的主要依据。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注意到，规模的经济性并不是无限的，超过一定规模点，生产扩大和继续集中不仅不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导致生产率的下降。由此，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地通过规模扩大提高生产的经济性，而力图探索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规律，探索不同规模水平与生产率的对应关系，从而找出在一定技术可能性基础上的最优规模，即单位产品成本最低或单位投入要素的生产率最高的规律。”

反过来，如果电力和内燃机技术不具备可输送性和灵活性，不能将机器或工具从原来的、与其主要原动力束缚在一起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规模不经济，就难以成为决定生产规模扩大与否的最主要的因素。即使意识到它的存在，人们也不能为解决这一经济因素、进而寻求最优生产规模而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

在社会层面上，因电力和内燃机技术所产生的“多极点”动力来源，替代了蒸汽机时代的中央动力来源，在基本无技术（动力技术）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产规模并没有出现单向的、线形的、由小到大，直至社会仅有几个大企业的发展路径，而是多元的、非线性的扩散和演变。大量的小企业获得生存发展空间，并因此对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即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

坦率地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完全认识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乃至人类社会组织的全部作用和影响。概括地说，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社会型关键技术，信息技术及其信息产业对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产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生了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体技术的新的经济形态和以网络为平台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新的生产方式；2、资本追逐知识。生产过程中呈现知识密集化趋势。蓝领和白领之间的身份界限逐渐模糊，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特征逐渐淡化；3、企业组织和管理结构呈扁平化趋势。企业边界呈开放态势，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直接对交易费用产生作用和影响，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4、社会结构呈现扁平化态势。笔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及其信息产业的这些作用，已经或正在对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产生重要的、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强调产业革命的制度层面的内涵，我们在理论上将其技术层面的社会型关键技术与制度变迁看作是一种对应的关系：以蒸汽机为主体的动力技术与传统的工厂制度、以电力及内燃机为主体的动力技术与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及其信息产业与社会生产组织与社会结构的扁平化趋势逐一对应。其实，在现实中，社会型关键技术与体现制度内涵的典型形态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对应关系。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究竟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还是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只是更多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密切程度。除此之外，无论是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其自身的发展路径或演变规律，则是现实中两者之间存在非对应常态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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