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　等

后殖民语境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

《中国文化报》 2007年2月11日盛葳

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文化困境是多重的。首先，它必须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批评界一直在探讨西方中心主义的他者眼光，批判西方的有意选择和中国当代艺术家出于商业和功名目的对这种趋势的迎合。在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强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进入，中国的当代艺术同样难免落入到这样的圈套中，再次成为其附庸。尽管在相当程度上，利用大众文化和后现代表象进行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消解原有国内大一统的艺术格局和政治波普、艳俗艺术、泼皮玩世的意识形态化——老一辈的批评家们多把眼光投向了这一点，但这无疑又重新造就了新的压迫：新艺术成为了西方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后殖民代理结构，同时在国内对未来艺术的发展造成内部的压迫；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又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一直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压迫，诸如保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批评策略便是这样的例证。

现在，以“前卫”一词来描述中国的当代艺术，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艺术史看来，中国“前卫”艺术家的身份是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获得的，按照拉康（Jacques Marie Lacan）的理论，对自我的认识是从对他者的甄别中获得的。在前卫艺术的创作中，很少出现主动为某种“另外”的利益进行声辩，而一直是意识形态压迫下的被动抗争。一旦涉及政治的这种对抗关系被打破，那么其身份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当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艺术界，前卫艺术一方面直接为其所收购，另一方面主动地利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关系、立场来进行创作，这种颇为投机的行为利用了“前卫”一词进入西方，但同时又在国内的境遇中抛弃了它，而难以维护“前卫”的有效性，也使得一直以来靠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来获得自我身份的前卫艺术家难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外国资本将他们的身份定位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者，而在国内他们业已开始进入美术馆和国家收藏机构。因此，前卫、主流这一二元划分已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某些位于前卫圈中的主流艺术家，可能正是国际商业资本的附庸，而正在努力进入主流话语，或者企图使“前卫”艺术进入主流，为“前卫艺术”进入中国美术馆而振臂高呼，将之视为艺术之进步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也正日益成为主流前卫的代言人。

正是因为“前卫艺术”面临的这两方面的困境，造就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驻足不前。在这些前卫艺术中，本土立场、独立性和批判性皆是不在场的，尽管他们仍然可以创造各种“新”的概念来支撑自我——譬如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中国式后现代。但这种创作、描述方式对于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失语的。现在在欧洲和美国也已经很难见到使用“前卫艺术”来描述目前的艺术，多数情况之下用“当代艺术”取而代之，但是，并不是中国不再需要前卫艺术，而是必须紧跟欧美脚步，保持与其的高度一致；相反，如果认同这种一致性，并将“当代艺术”挪移到中国来，反而成为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出卖。就今天当代艺术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来看，提倡一种老式的前卫艺术是极其必要的——无论是传统艺术、走向国际的当代艺术，还是海外艺术家的作品，都没能主动说明中国当代的本土经验。正如巴巴指出的那样：“孟德斯鸠的土耳其暴君、巴尔特的日本、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德里达的印度人、利奥塔的异教徒，统统成为这种包含战略里的一部分，他者文本永远是注解差异的一条边线，从来不是主动的表达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现存的老“前卫艺术”和传统艺术都业已成为新的压迫力量。只要存在压迫结构，在其裂缝滋生的地方，就必然有反抗的爆发，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遭遇中，提倡一种历史先锋派态度，提倡否定和质疑的思维不仅合理，而且非常必要。

艺术学科的“学科自觉”何在？

《美术观察》 2007年第3期孔新苗

一年一度的硕、博招生又在这个冬春季搅动了多少青年学子的生活，选择、努力、赶考、等待、喜悦或失望构成了部分人的冬春生活进行曲。艺术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近十年来发展迅速，一个亲身的体验是近两年夏、秋季节毕业论文审读、参加毕业答辩会的工作量明显增多。在审阅、答辩论文的过程中逐步凸显的一个疑问是：目前的艺术教育热潮正在将我们推向何处？或者说，在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量”的发展的热潮中，艺术学科的学科自觉何在。

1、关于学位水平评价方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培养大师和培养博士，艺术家和学科专业导师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换言之，学位对应于专业水平和外语水平等综合的学科教育成绩要求．并且是以入学考试和毕业答辩等一系列量化的形式标示的，而与“大师”称号相对应的只有个人学术成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认可，与考试或仪式无关。更何况成为大师、艺术家的人一定受到过培养，但大师和艺术家又不是能“培养”出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种常识，暂且也不去议论“入学考试”这一更多涉及教育、艺术领域之外敏感社会问题的话题，对现行的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来说，学位水平评价的方式，却是应该受到批评与反思的更重要问题。

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习阶段与普通人文学科的最大区别，是他们在申请学位时既要提交标准的学位论文，又要完成毕业作品创作(艺术理论专业不存在这一问题)。学位论文所要求的专业能力，是对本领域学术思想成果、学术规范的掌握和通过问题研究体现理性反思能力。而毕业创作所要求的能力，则是艺术观念、创作技能的养成。审美直觉与艺术手法的品位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无需赘言，这两方面就一个人在两、三年中完成两项具体成果所需要的专业基本素质与能力的意义上，其差异性是相当大的。目前艺术学科申请学位提交的论文在学术基础能力与创新质量上明显低于其他人文学科，这既有时间、精力投入的问题，也有学生是否有能力、有条件、有愿望(如果他一心要成为艺术家)投入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学位论文答辩这一衡量学位获得者水平的最关键仪式中，对作品的评价又是缺乏明确制度保证的。例如目前许多学校实行的毕业论文“盲评”制度，并不包括作品评价在内，如此又使作品创作这一衡量艺术专业学生水平的重要方面被“边缘”化了。艺术学科学位水平评价中所表现出的这一两难处境，典型反映了“学科自觉”不足的问题。

2、关于导师。如果说教育的关键是教师，前一两难问题同样困扰着导师们。我经常看到一些在艺术创作上功成名就的导师，在面对研究生论文开题、修改和答辩时所表现出的不重视，在陈述自己观点时所表现出的以偏盖全或含糊无力。与其说一些艺术专业导师在论文指导方面表现出随意性，不如说导师本人在这方面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让理论教师去指导作品创作过程，也会产生类似问题。这里，当我们对学科评价体制的实践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同时，也不能回避的一个尴尬事实是：传统文人那种文史与艺术俱佳的人文素养在今天的导师身上已是鲜见的风景；20世纪以来建立在学科文献和问题反思基础上的现代学术工作方法，与导师们的艺术创作实践经验又是两回事。如此，目前艺术学科学位论文中充斥着大量没有任何问题意识的“教科书体”、“审美鉴赏体”写作现象，就反映了一种源自导师队伍知识结构与学术眼光的必然。

就上述问题把艺术教育与其它人文学科相比较，现行艺术学科学位评价方式的问题在于：以人文学科的一般规则要求来看。对学位论文的要求投入和质量评价明显不足，以艺术学科的学科特点要求来看，作品与论文在学位水平整体评价中的基本标准与权重关系又缺乏科学定位，尤其对作品质量的评价体制有明显缺陷。其所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艺术学科急需高层次的、有特点的艺术创造型、艺术教育型人才，一方面艺术学科人才培养体制和评价方式常常模糊了优秀与平庸的距离，其制度导向使“平均数”产品大量产生。我认为，这是当前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必须面对的“学科自觉”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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