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涵义及价值

摘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封皮上印着这样一句话，“历史学不是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追求通则或规律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旨在把握或通向人的不确定的心灵世界的诠释学。”历史学是否科学，首先要清楚历史的涵义，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过去，经前人记录而得以保留，供后人借鉴。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存在求真与致用双重价值。

关键词：王学典《史学引论》；历史涵义；历史价值；历史学

自古以来，“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困惑着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始终不能有定论。有人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书籍就是历史，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大部分是历史爱好者，而非历史研究者。但是，这些史书只不过是关于一些被选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并不是历史本身。也有一些人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从纯粹时间的角度看，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样的历史又好像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与自然社会相比，并不能凸显人类特征。

一、历史的三重涵义：实在的历史、描述的历史、诠释的历史

《说文解字》中解释“史，记事者也。”可见，“史”一开始指的是某一官职，又称史官。中国在近代史上才诞生“历史”一词。较早解释历史涵义的有李大钊，他在《史学要论》中提出：“‘二十四史’无论怎样重要，也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那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只是那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那活的历史的本体。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本身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构成了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而不能告诉我们历史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在此类记录之外，另找真实的历史。”因此历史具有实在、描述、诠释三重涵义。

（一）实在的历史即历史本身，也是客观的历史

这种历史太广泛，太杂乱，太难把握，以至于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知该从何谈起；同时这种历史似乎没有价值内涵，“过去的东西都是历史这一点上都是等价的、均值的，无高下、无贵贱、无好坏”。

（二）描述的历史即历史记录

王学典对它的定义是由历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理论预设、一定的参照框架、一定的价值标准，为达到某种特定的意图，采取一定的方法，对零散、杂乱、众多的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取舍、整理、强调、归纳、组合而勾画出的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的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每一种历史叙述都是有特定意图的，这种意图或“效果期待”构成了筛选历史事实的价值准则。历史学家在描述历史时的宗旨是尽量保持客观，这种客观一定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达到相对。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柯文在书中解答到：“其实，不是历史学家的人们很可能会选择前一种，但是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因为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和浓缩。

（三）诠释的历史是对历史事件意义的追寻

如何解释事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同一时段的历史，基于他所秉持的历史价值、使用的研究方法、所想达到的目的不同，其描述出的历史也是不同的。举例说明，对于义和团的评价，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农民自觉的反帝爱国运动，这种肯定的观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60年代。这是因为这一时间段里的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就是革命史观、阶级史观。而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吹来了西方的现代史观，一些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一个“排外主义运动”；另一些人认为过分强调义和团笼统排外、蒙昧主义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义和团。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提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多重历史的内容，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又决定了这种正义的历史局限性”，具体表现为：思想上是深沉的爱国主义与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相连，行为方式上是民族英雄主义与群体的愚昧并存。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历史学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义和团运动，如程啸在《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一一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中提出一个由下层士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民间领袖及乡村各色能人组成的“社会精英群”孕育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二、历史价值的双重性：求真与致用

如上文所言，既然历史是“任人摆布的小姑娘”，而真实的历史又破碎不堪、无法还原，那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客观存在的历史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描述的历史为我们建构了历史框架，而诠释的历史使我们更能理解历史发生的背景与意义。研究历史也有四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保存记忆，维持自我辨识以维系人类生存的连续性和获得人生的超越感，突破时空局限，这也是人类学本体论的需要；二是可以利用历史强化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三是维护和普及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标准，道德判断的标准古今相异，而基本立场都是惩恶扬善，从这个角度，历史学家的角色既是侦探又是法官；四是可以为预测未来提供参照，社会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一种统计规律或概率规律，历史预言就是将一般性的概况应用于尚未发生的历史事件，推论其可能出现的结果。

历史与时间的关系总是缠绕不清，而时间的二重性导致了价值的二重性，即求真与致用，二者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简单来说，求真是指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如清代以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为代表的“考据学派”；近代如吕思勉、胡适、傅斯年都认为求真先于致用。而致用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如在专制统治时期历史记录的作用表现在资治和训诫两方面，唐太宗也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受尽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历史研究成为保存民族性、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信的工具；现代历史的核心理念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为生活服务。二者之间看似是不相融的，“求真是史学内部的事情，受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支配；而致用是服务于史学之外的目的，受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但其实，历史学恰恰是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求真是史学区分其他学科的基础，致用是史学永葆青春的源泉。

很多历史学家是排斥“经世致用”的，但当求真压制致用时其问题也清晰的表现出来。一是造成史学与社会、时代、生活的脱节，片面地崇尚求真只能使史学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缺乏活力。二是使史学停留在史料整理层面上，如乾嘉学派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只是在史料层面，而没有历史著作可以流放百世。三是容易造成选题上的失衡，考据学派深究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这往往使他们的题目冷僻偏窄、无关宏旨。但一味地追求致用，史学会丧失其自主性和独立品格，成为外在之物的附庸，最终被逐出学术之外。

葛兆光在《徘徊到纠结一一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中说到，历史学家常常受时代和政治的影响，就连顾颉刚这样的历史“王者”都不可避免。在关于求真与致用该如何抉择时，正如顾颉刚所说，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就应“所学务求实用”。

三、历史学的“科学性”

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科學性”受到学者的广泛讨论，大致有三种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认为历史学通过对包括人类发展中经济因素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能够发现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历史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第三种观点强调历史学的相对性，将历史学的科学因素和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相结合。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研究者有了科学观念，所以研究对象也必须体现出科学观念。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工作者在描述一件客观存在的事实时所用到的语言、形容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主观色彩，在用词的选择中已经对历史进行了建构，历史本身难以保持绝对客观，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历史学不能是科学。但是，历史研究方法可以是科学的，比如在研究历史中所用到的统计学、计量学等学科，这些学科是科学的。

总之，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过去，而历史在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对于历史分期、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都是后来的想象与设计。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放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加以认识，历史研究者不能运用历史进步这一先决条件来衡量和选择历史事实，否则就容易歪曲事实，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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