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科学:历史的“科学”还是“哲学”?

[摘要]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历史科学奠基于“历史新大陆”的发现之上，认为历史科学的理论形态至今尚未完成，与之相匹配的“哲学”也处于不断的重组之中。阿尔都塞据此批判了误置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马克思“哲学”的错误倾向，并重新检视了恩格斯与列宁阐发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互补关系，揭示了“科学”与“哲学”、“政治”之间的关联机制。阿尔都塞的解读对厘定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前提、对象与方法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阿尔都塞；历史科学；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1-0022-06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这个表述后来被删除；并且由于理论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极力强调与“意识形态”之虚假性与自足性相对的“现实生活”经验性与实证性，而对于立足于“现实生活”上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对象、方法与边界却未曾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这就使得学界对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地位与意义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之间、“历史科学”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以及“历史”与“实践”概念之间的关系，更显得扑朔迷离。本文试图以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中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解读作为考察对象，首先探讨其理论得失，然后以此为参照追问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可能内涵，以求深入此问题的研究。

一、历史大陆的发现与历史科学的未完成性

借助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概念与哥伦布“新大陆”的比喻，阿尔都塞将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区分为三种，每一种都立足于一种“新大陆”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持续的认识论断裂为科学知识开辟过两块大陆，即“由泰勒斯等开辟的数学大陆与伽利略等所开辟的物理学大陆”。马克思则经由一场新的认识论断裂为科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大陆，即历史的大陆。如果说，希腊的数学产生了柏拉图哲学，伽利略的物理学产生了笛卡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奠基于历史科学这块新大陆：“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今天仍然处在那场断裂所标志并打开的理论空间中。像开辟了我们知道的其他两块大陆的其他断裂一样，这场断裂开创了一个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历史。”

但“历史”新大陆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基于此发现的历史科学至今也是未完成的；即使是马克思，也只是走了这场断裂中摇摆不定的最初几步，“经过《费尔巴哈提纲》预告之后，就记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只为这门科学打下了最初的、仍然无比薄弱的基础。由此可见，这场断裂在最初的迹象中虽然已经看得见了，但这些迹象只是开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历史的源头，“像任何断裂一样，这场断裂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断裂，在它内部可以观察到各种复杂的重组。”

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一系列作品中经验地观察到这些基本概念与理论成分的重组作用，如马克思等人所著《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第一卷等等；而其他的重组和发展接着出现在列宁的著作中，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等等；很明显，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关注与他在《保卫马克思》中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期标准是一致的。

“历史的大陆”虽被发现，但相对希腊数学、伽利略物理学，“历史科学”的内涵至今仍不明朗；相对柏拉图哲学与希腊数学、笛卡尔哲学与伽利略物理学之间的匹配方式，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阿尔都塞所面对的首当其冲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科学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即实践哲学吗?但是那样的话，马克思提出的科学要求又包括什么呢?反之，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科学吗?但这样一来，它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又包括什么呢?进而，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经典区分，我们又如何思考这个区分呢?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还是新的方式?进而，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是什么呢?再进而，什么是辩证法?纯粹的方法还是整个的哲学?”

二、马克思“历史科学”不是关于历史的“哲学”

阿尔都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马克思“历史科学”不仅不是关于历史的“哲学”，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历史科学”才引起了“哲学”形式的诞生、重组与“哲学”革命的诞生，所以“哲学”必然落后于“科学”。因此，“必须宣布彻底压制一切现存的哲学，才能为马克思在理论上孕育科学发现所必需的工作赋予优先地位。”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马克思似乎承诺一种新的、不再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哲学。但是，阿尔都塞认为，这个预言般的语句并没有生产新的哲学话语——“恰恰相反，它只是开始了长久的哲学上的沉默”。虽然拉布里奥拉与葛兰西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定义为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实践哲学”，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这预言般的词句并没有立刻产生出任何新的哲学。”直到一个完全像是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才被公开打破，即恩格斯突然进入杜林的战场与之展开意识形态的战斗，《反杜林论》才以哲学的形式出现。阿尔都塞的观点是：“提纲第11条所预告的理论革命实际上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运用巴什拉的概念，我相信我们可以认为，开创了这门新科学的理论事件是一场‘认识论的断裂’”。而《提纲》之后接踵而来的哲学空白，正是属于一门新科学的紧张、艰苦而又持久的劳动充实阶段，因为它在为一门空前的科学准备原料。“必须这样宣布与哲学相决裂，才能为一门新科学的奠基清理场地。”因此，哲学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哲学的存在只在包含着所谓科学或若干科学的世界里才能看到：“也许正因为如此，严格意义的哲学只有从柏拉图开始，它的诞生是由希腊数学的存在引起的；笛卡尔对它做了全面的修订，它的现代革命是有伽利略物理学引起的；而康德对它的重新塑造是受了牛顿发现的影响；胡塞尔又在最初的公理学的激励下给它赋予了新的模型，等等。”

在阿尔都塞看来，虽然“马克思将为这门科学献出了他的一生，直至他永远不能完成的《资本论》最后手稿”，但他并没有真正完成这门新的科学。也正是由于历史科学之未完成，才必然预示着“哲学”之不能真正产生；正是相对于历史科学的举步维艰，哲学的重组与革命才未能完全实现。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用几个纸张将其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写出来的愿望未能实现，为什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哲学问题上的表述不能让职业哲学家满意，为什么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引起了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的误解。根本原因在于“时机尚未成熟，黄昏尚未到来，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列宁都还不能写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欠缺的伟大哲学著作。”因此，阿尔都塞得出结论：“如果说他们的确是在这种著作所依赖的科学之后才到来的，那么对哲学来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还是来得太早了；哲学是必需的，但没有必要的落后，它也不可能诞生。”

由此也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历史科学”对“哲学”所持的否定与批判态度。如果说哲学是幻象、玄想，它是以纯粹想象的处在颠倒了事物秩序的白昼残迹，“像宗教和伦理一样，哲学不过是意识形态；它没有历史，看似在它里面发生的一切实际上都发生在它之外，即发生在唯一现实的历史、人们物质生活的历史中。”那么，科学就是现实的东西本身，“认识它，就需要通过行动打破掩盖着它的种种意识形态来揭示它：这些意识形态中首屈一指的便是哲学。”

正是从这种“哲学”落后于“科学”的观点出发，阿尔都塞揭示了卢卡奇与葛兰西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由于他们受不了这种哲学诞生的迟缓，所以就宣布，它从一开始，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起，也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身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诞生了；他们为了向自己证明这一点，就干脆声称，既然一切科学都是上层建筑，进而一切现有科学基本上都因为是资产阶级所以也是实证论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科学就只能是哲学的，而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哲学，一种后黑格尔哲学或实践哲学。”而这种“后黑格尔哲学”或“实践哲学”恰恰还只是一种马克思所批判过的意识形态。

从这种必要的落后概念出发，阿尔都塞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失败和出现危机的理论根源。由于马克思“历史科学”在发展上受到了阻碍，因而在“哲学”上出现各种理论偏向是无法避免的，如经济主义、进化论、唯意志论、人道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等。“这些偏向基本上都是哲学偏向，从恩格斯和列宁开始，伟大的工人领袖都是把它们当做哲学偏向来谴责的。”

三、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互补式阐发

基于“历史科学”与“哲学”的区分，阿尔都塞重新检视了恩格斯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地位。他首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号联结点”与“二号联结点”，认为前者是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后者是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前者是科学的诉求，后者是政治的诉求；前者能够在恩格斯那里找到，但恩格斯漏掉了后者，而列宁不仅是恩格斯的评论者，还贡献了被恩格斯漏掉的东西，即政治的诉求，只有两者的统一才可能窥见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概貌。

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阐发了“一号联接点”，即“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彰显了“哲学”的“科学”诉求，但只提出了“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思考其统一性，原因在于恩格斯从来没有真正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的某种实证论主题，“因为他虽然提倡哲学体系的研究，但却认为哲学必须消失：它只是匠人的实验室，过去在那里锻造的哲学范畴对于科学是必要的。这些时代已经过去，哲学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它必须让位于科学。既然各门科学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它们之间联系的有机一元体系，那就再也不需要什么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了。”于是，在恩格斯那里，“哲学”只剩下“一个对象，即辩证法，自然界与思维的最一般规律。”阿尔都塞由此认为，“当恩格斯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是要‘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而去承认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时，这种实证论就暗暗地溜进了他的某些提法。”而哲学剩下的对象只有这种“纯思维”，“这不会让唯心主义感到不高兴”。

而列宁阐发了“二号连接点”，揭示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以此补足了恩格斯“所漏掉的根本性的东西”。在列宁看来，“哲学”是作为“政治”在特定领域、面对特定现实、以特定方式的延续。因此，不能仅在“科学”的关系中去解释“哲学”。毋宁说“政治”、“哲学”与“科学”是这样相关联的：“哲学表述政治，但其前提是一种诉求，伴随这个诉求一起，政治才被表述：这个诉求就是科学。”可见，“哲学”在“政治”与“科学”之间充当“中介”，表述双重的关系：“哲学伴随科学在理论领域表述政治，反之，哲学伴随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在政治中表述科学性。”

这里的“哲学”显然不是关于历史的“哲学”，阿尔都塞将其称为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新’在它已经不再是那种沉思冥想，一位从事着否认的实践；‘新’在它是一种已经放弃否认、以自知之明如实地去行动的实践。”众所周知，从柏拉图作为“沉思者”到胡塞尔作为“人类的公务员”，一直到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家们都千方百计否认哲学的政治性。虽然康德将哲学视为“战场”，但这只适用于他之前的哲学家而不是他自身的批判哲学，因为“他给自己指派了代表理性的利益对各种形而上学的冲突进行仲裁的职能。”阿尔都塞认为这些哲学家实质上都重复了一个矛盾，即“在理论上否认自身的实践，但却付出巨大的理论努力把这种否认纳入一致的话语。”亦即说，这种否认哲学之政治功能的理论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试图把政治纳入自身的实践行为。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由马克思生产出来，由列宁加以运用、研究阶级统治的机制及其后果的科学知识，才能在哲学中引起不同寻常的置换作用，从而打破任何否认哲学之政治实质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还是“科学”?阿尔都塞的答案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一门科学：一门完全与众不同的科学，但仍然是科学。”虽然哲学不会被禁止，哲学仍将是哲学，但马克思历史科学给哲学贡献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东西”，即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种“哲学实践”一方面可以改造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改造世界。阿尔都塞又补充说：“只是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们，而是群众，即在同一场阶级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

四、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可能意义与缺失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解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1.阿尔都塞将历史科学置于与希腊数学、伽利略物理学同一序列，为维柯《新科学》诞生以来的历史科学取得了合法的“身份证”，为历史科学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空间；他将历史科学置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位置，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并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科中的地位。基于如此恢宏的理论视野，阿尔都塞从整体上重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与发展方向，体现了一个思想家的穿透力与辐射力。而如何以与希腊数学相匹配的柏拉图哲学、与近代物理学相匹配的笛卡尔哲学为参照，确立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理论形态，至今仍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课题。

2.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历史科学区分开来，认为关于历史的哲学并不是历史科学，相反，哲学总是落后于历史科学的，这不仅批判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为马克思历史科学赋予某种哲学形态的黑格尔主义实质，同时还否认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类比任何传统哲学形态的理论企图。由于历史科学是未完成的，因而关于历史的哲学更是不可能预先完成；“解释世界”的理论绝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实践哲学”也不是“马克思历史科学”，阿尔都塞由此解释了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近三十年保持哲学沉默的原因，批判了误置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根源，这种区分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与深度，特别为中西之间哲学的对话、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区分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蹩脚的、粗糙的、空洞无物的东西”，而是极为深刻的思想洞见。

3.阿尔都塞通过两个连结点将恩格斯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贯通起来，认为两者分别彰显了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科学诉求”与“政治诉求”，而两者的统一则彰显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实践形态”，从而将科学、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这一方面打破了各种实证科学的客观性外表，另一方面摧毁了任何建构完整形态哲学体系的理论野心，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将“哲学”视为“科学”与“政治”相交接的战场，并创造性地提出“哲学实践”的构想，这就使得“哲学”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多彩，而在此架构下如何从事哲学工作，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

但毋庸讳言，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解读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失，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1.阿尔都塞在谈论历史科学时，对“科学”一词的意义与内涵缺乏界定，因而他的表述是模糊而歧义的。如他一方面将“历史科学”与“希腊数学”、“伽利略物理学”并置，另一方面又在一般的意义上谈“科学”的危机与“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但到底是何种科学、何种科学家，他也从未厘清。更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可能打开了“一块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在探索的大陆”，并运用拉康的镜像结构理论作为历史科学的工具来表述“意识形态现实”的特殊性。虽然近代以来欧洲各种语言中并不严格区分“科学”与“哲学”两个概念，但自19世纪后期以来二者的含义是极大不同的：“科学”更多地指那种带有实证性的研究，而哲学则更多地指那种思辨性理论思维方式的领域。那么，阿尔都塞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将历史科学与数学、物理学相并置，又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在什么意义上又将精神分析学与历史科学相关联，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

2.阿尔都塞在肯定列宁关于哲学划界的效用时夸大了“理论实践”的作用，忽视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列宁将“哲学实践”定义为对于理论领域的干预，即哲学通过在科学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界以产生政治实践的功能。但问题是理论内部的任何划界都只能是理论的，而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根本性裂缝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这就意味着阿尔都塞所谈论的“现实”还只是“思想中的现实”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理论必须彻底才能说服人，因此，理论必须经过细致的加工劳作才具有说服力，仅仅基于某种政治立场进行理论划界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实践效用。直到1972年的《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才对自己的这种理论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反思。

3.正是对“历史科学”的模糊理解与对哲学划界功能的夸大，阿尔都塞对恩格斯与列宁的理解出现了失误。首先，他认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来没有真正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的某种实证论主题，原因在于，当恩格斯认为哲学必须消失以让位于科学，仅剩下辩证法，这样哲学就剩下一个“纯思维”。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哲学不过是一个减去先验主体的康德派。但正如科莱蒂所言，恩格斯在这里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激活”并“贯通”整个世界的，这种理解恰恰是黑格尔主义的而不是康德主义的。其次，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评价。他肯定列宁在其中完成了一项壮举，即“在一个作为参照的经验主义问题式中采取了这些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在用经验主义的基本范畴思考和表达自身的同时竟然能够成为反经验主义的，这当然是一件悖论式的业绩，而且必定会给任何准备考察它的真诚的哲学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难题。”但列宁反对贝克莱、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理论武器是唯物主义经验论。两种经验论的对立并不是什么悖论或难题。虽然阿尔都塞也揭示了两者的对立只是对一组不变范畴(物质／意识)中对立的两项做颠倒而已，并未改变这种范畴的内部结构，但由于过于强调政治的介人功能，阿尔都塞否定了从休谟至康德以来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路线的价值，更无视此理论传统在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价值。

五、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对象与方法

阿尔都塞通过区分历史科学与哲学，揭示了科学与哲学、政治之间的互动机制，为我们探索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内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我们试图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前提、对象及其方法，为推进马克思历史科学提供一个可行性的框架。

马克思历史科学立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了相对详细的交代。简单来说，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前提“生产一般”，研究对象是“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而他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其成果的表述方法则是从抽象到具体。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一般”主要有三点规定。首先，它不是与分配、交换等并列的狭义“生产”，而是一个“抽象”，即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其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以此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生产整体的割裂及其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其次，这个整体不是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因为其中是“物质生产”而不是“概念”起决定作用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第三，“生产一般”是一个合理、科学的抽象。就合理性而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显然，作为“抽象一般”的生产并不是生产的“一般条件”，因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正是“生产一般”的抽象及其规定，使得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区分开来。

只有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才能进入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别”。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他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因此，研究“资本”这个“现实”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与表现形式，正是马克思四十年的主要工作方向。反过来，也只有从分析“资本”这个“人体”后，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猴子”、“青蛙”等低等动物的身体构造。

从“生产一般”到“资本”的过程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与从“抽象到具体”的表述方法。研究任何问题当然只能从具体到抽象，马克思的表述方法则是借助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因为相对于抽象的经验论者“对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与唯心主义者那种“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

动”，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人”。正如雷蒙·阿隆所言，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上科学课，同时也为革命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科学成为了革命的科学，在这里，仍然是在这个词语的双重意义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引发了科学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以这种批判本身宣布了革命的必然性。如果资产阶级只能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又有唯一的一种没有剥削的制度出现在前景中，人们怎能不成为革命者?正是通过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得以展示其历史科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批判力与号召力。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改头换面的运用给我们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关于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进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又开始“纠缠”我们的头脑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示的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否如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历史科学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透明性”进而成为了一种“历史哲学”?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于抽象与具体及其相互关系有着清晰而严格地区分，并特别强调“思想的具体”不同于“现实的具体”，因为“从抽象上升到(思想)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现实)具体、把它当做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现实)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可见，“表述的方法”不能取代“研究的方法”，“思想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之间也不能“短路”。而黑格尔恰恰在这里陷入了幻觉，他“将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忽视两个“具体”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错失了马克思论述“资本”这个“思想具体”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或者把马克思哲学拉回到了前康德或者前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水平，或者继续停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渊薮之中。正如阿尔都塞所批判的，他们将马克思“历史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历史哲学”。

综上所论，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历史科学奠基于“历史的大陆”之上，并与“哲学”区分开来，认为历史科学的理论形态至今尚未完成，因而与之相匹配的“哲学”也处于不断的重组之中，而误置“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马克思哲学”必然在理论上出现混乱，在实践中产生消极影响。阿尔都塞由此重新检视了恩格斯与列宁在阐发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互补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哲学”、“政治”之间的关联机制。基于阿尔都塞的参照，我们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对象、方法与边界做了一个简要的描述。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与核心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历史哲学”的襁褓中离析出来，以真正“科学”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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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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