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司徒所记康雍时期西藏历史片段

[摘要] 八世司徒活佛是噶玛噶举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生活在清康乾时期，其《八世司徒自传》是一部集人物传、宗教圣迹志、历史文化考据于一体的重要藏文类书。其中有关西藏历史、尤其是西藏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均是作者亲身所历，史料价值真实、弥足珍贵，补充了其他汉藏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更好认识西藏当时的一些实情很有帮助。八世司徒一生5次赴西藏朝佛巡礼，记载了大量实情。本文仅选译了传记中康雍时期有关西藏历史片段的记载，并对相关史实做一补遗研究。

[关键词] 八世司徒；康雍；西藏历史

[中图分类号]K249.2+B949. 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 - 557（X）（2014）04 0050 - 08

18世纪前期，中国进入清“康乾盛世”。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施政，诸如驱逐准噶尔扰藏、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坐床、任命噶伦共理西藏事务、设立驻藏大臣制度，等等。这些重人事件，引起了藏区佛教各派的极大关注，他们或表衷心，或感皇恩浩荡。这些情况或多或少反映在当时各派高僧的传记之中。笔者正在翻译的《八世司徒自传》就是一例。在《八世司徒自传》中详略不一地反映了18世纪清中央政府治藏的种种重大举措，记载了作者八世司徒与西藏地方政教上层人物的交往，以及他所经历的西藏地方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因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译了该传记有关康雍时期西藏历史片段的记载，同时略去了藏文原文的抄附。分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见闻

康熙五十六年（1717），西藏发生了准噶尔的入侵事件。次年（1718），西安将军总督额伦特奉命率军自木鲁乌苏（通天河）出击，但不幸于喀喇乌苏（黑河）全军覆没。康熙帝再次部署大军征讨。命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率军分出巴尔库尔（今新疆巴里坤）、阿尔泰防御准噶尔军向北向东进犯；命护军统领噶尔弼率滇、蜀满汉官兵由打箭炉向理塘、巴塘前进；命都统延信率西路官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自西宁入藏；又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进藏大军。1720年藏历三月二十日，抚远大将军奉旨赴塔尔寺举行册封仪式，颁发金册、金印，册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同年藏历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此时尚称六世）自塔尔寺启程向拉萨进发，护送之兵“共一万二干名”。藏历九月十五日抵达拉萨登上布达拉宫。

（一）司徒眼中的七世达赖喇嘛及其父

关于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沿途的情景和经过，《七世达赖喇嘛传》仅以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为中心记载较详，但对清军行军活动记载不多；其他的几种汉藏文献的记载均亦十分简略。如当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至通天河时，大将军指挥清军横渡通天河的情景。《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渡长江（通天河）的那天，大将军王亲自布置，数十万士兵以神变力用船搭成浮桥，皇帝的众贵人前引，大将军王在喇嘛身旁如舵公，顷刻渡过长江，众人无不惊奇。”渡河后大将军与七世达赖喇嘛告别奉旨返回西宁。

除此之外，《七世达赖喇嘛传》等文献对清军这次行动的记载极少。但是，笔者在译《八世徒自传》中发现，该书对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渡过此河却有一些精彩的记载。

康熙五十九年（1720）春，八世司徒活佛一行赶到“沁柏乌果托衮托洛果”地方去拜见七世达赖喇嘛：

铁鼠年（1720），春，听闻确知贡萨古夏仁波切将由西宁塔尔寺首次前往拉萨坐床。当贡夏仁波切（七世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向拉萨启程之时，我们便经嘎坤、觉纳、奈乌恰、姜木穹等地赶到称为“沁柏乌果托衮托洛果”的地方去拜见七世达赖喇嘛。

八世司徒赶去拜见七世达赖喇嘛的地方“沁柏乌果托衮托洛果”，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当护送达赖喇嘛抵达托果托洛果时，白利土司、玉树各部、司徒师徒等万余名僧俗前来朝见，并献宏大供养。”《八世司徒自传》中的这一“沁柏乌果托衮托洛果”与《七世达赖喇嘛传》中“托果托洛果”应是同一个地方。“司徒师徒”当指八世司徒活佛一行。

八世司徒活佛拜见七世达赖喇嘛的情景是：

翌日，前去拜见的时候，我同塞嘎瓦等年长的众多格鲁派僧人一起前去。只见达赖喇嘛寝帐的外部有三道军帐围绕。当走到外层军帐的门口时，侍卫饶丹巴和卓尼尔洛桑观确出门迎接。我在前面进去，到了圆帐篷的门帘处，达赖喇嘛父亲阁下出来迎接，他向我献了哈达，并请给他摩顶。随后进到寝帐内，首次拜见了引导有寂的怙主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真颜，并向他行五体投地之礼，接着呈上了实物供云等少量财礼。达赖喇嘛让我坐到他前面的坐褥上，给予我无上侍奉，恩典慈悲，我回答了他的一些询问。同时在古夏仁波切（达赖喇嘛）前请求，此次驾往拉萨，问罪准噶尔犯下的大小危害时.请给予他们宽恕处理。

司徒活佛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后，便与七世达赖喇嘛结下了善缘。当时，七世达赖喇嘛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身后主要是由其父索南达结所操控或干预。当时，索南达结要求八世司徒也作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侍从人员一同前往拉萨，但是被八世司徒活佛婉言谢绝。对这一情形，《八世司徒自传》记载：

当晚.佛父阁下（达赖喇嘛的父亲）告诉我：“这次请担任达赖喇嘛的侍从，须一同前往拉萨。”但是，我因未向德格方面进行请示，也没有任何准备，因此祈求免予前去。佛父又说：“既然如此，那么需要作两三天的送行。”于是我同在场的德格土司近臣管家涅尔巴松结和毕鲁两人商议，但他们并不同意，遂呈上报告，请求第二天免予送行。

但从后文中看，司徒活佛还是听从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的要求送行七世达赖喇嘛二三天之后辞别，然后各自返回。同时，此次八世司徒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崇敬有加，双方影响深刻，从司徒活佛的日记看，司徒本人还是愿意随清军护送格桑嘉措进藏的，但当时在场的德格土司近臣管家等不准，同时也不能背离本教派而去。因此又有如下记述：

那时，几乎作为贡夏仁波切（译按：七世达赖喇嘛）的随从而同去（拉萨），但从先前的托梦臆知，若此也能成就一番佛教事业，但却不能自主的是，我须断除噶玛噶举派的障碍，要将自己争赢。

（二）清军及其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情景

《八世司徒自传》记载了l8世纪初清军在青藏高原行军的情景。当时，八世司徒活佛一行到达七世达赖喇嘛扎营的地方“沁柏乌果托衮托洛果”时，便看到了进藏大军的状况：

这时，汉蒙大军数量庞大，大路上到处布满了人、马、骆驼的死尸，更不用说山丘不断的蒙古道上那些不尽的收拾尸骨的人。我们的骡马队也因惊恐而转悠到了山头上。

这种情况在出家人眼里确实是十分悲凉的，说明当时由于高原缺氧、供给不足等原因，清军在进藏和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途中不仅艰难跋涉、困难重重，而且出现了大批驮马牲畜死亡的可怕现象。

八世司徒拜见了七世达赖喇嘛后，从当天半夜直到次日中午，他目睹了清军行军出发、行进的场面：

翌日，过了半夜，大部分清军的先头部队就出发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护送七世达赖喇嘛的大军出发，护送的军队直到中午才走完。其他的蒙古兵等部队都不是分散行军。大军行走的方式是分为左中右三路行军，每路部队都排成一行前进。行至曲坝时，看到正依次行进的中路军的约中间出现了（达赖喇嘛）阁下的仪仗马队，因此我们送行达赖喇嘛至两三里地之远。在此辞别处我请求摸顶，达赖喇嘛赐予护佑，并承诺将祈祷永不离弃。达赖喇嘛送给我五十两银子和五匹绸缎的恩赐物。辞别后我们返回，用了九昼夜到达了巴尔塘的盘钦达。

二、有关阿尔布巴等事由的记载

八世司徒一生5次进入西藏，在藏期间他多次到拉萨朝佛礼拜，且与噶伦间来往密切，因此《八世司徒自传》从另一种视角记载了西藏噶伦的一些活动。

（一）司徒与阿尔布巴的交情

八世司徒最早结识的噶伦便是阿尔布巴，且是在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的进藏途中，同去拜访七世达赖喇嘛时互相结识的。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当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于进藏途中驻锡扎陵湖畔时，将军王听说第巴阿尔布巴反叛准噶尔后来见喇嘛，喇嘛亲切询问。此后，经过巴颜喀拉山地界，然后渐次行至通天河边，阿尔布巴献大批供养物。过了通天河后渐次行至托果托洛果，在此，包括八世司徒在内的万余名僧俗朝见。

《八世司徒自传》记载了他到达“沁柏乌果托衮托洛果”、后与阿尔布巴相识的经过：

到了宿营帐后，我和第巴阿沛巴的住处相邻，从前我对第巴阿沛巴的家乡有所了解，因此此次巧合地和他成了益友。遂在他前住下，并向他献了哈达。

八世司徒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后，当晚又与阿尔布巴相见，并“给阿沛巴传授长寿仪轨随许法十种。”这样，他和阿尔布巴结下了交情。后来八世司徒到拉萨朝佛时，每每得到阿尔布巴的帮助。 康熙六十年（即藏历铁牛年，1721）藏历七月十七日，八世司徒从噶玛寺出发，至八月初一日，先到达羊八井寺，然后到楚布寺。此后不久，便前去拉萨。在拉萨通过阿尔布巴再次拜见了七世达赖喇嘛，据他的《自传》记载：

当时，孜雪的几个仲科尔到索祠岗前来迎接，将住的寓所安排在纳仓的北面。翌日，因是藏历九月初八日，从是日起我每天都去大昭寺朝拜觉卧释迦牟尼佛和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献上敬神哈达等供礼，并为有益于自己、他人、佛教和众生而专心祈祷。我通过阿沛多吉杰布设在噶伦处的公所，呈递了要求拜谒足莲的报告，遂于初十曰，在色拉寺拜见到了最上皈依怙主，并献上马、盔甲、茶叶、绸缎等为主的供云装饰礼物。

在拉萨期间，由于阿尔布巴的帮助，使司徒活佛的各种朝佛活动等十分顺利，因此他在《自传》里说：

这个期间，由于从前的因缘安排之故，噶伦阿沛巴给予了尽可能的有益帮助，我十分受益。孜的卓尼尔洛桑衮确也尽力地给予了诸多关照。

此后，八世司徒一直在西藏居留了2年时间。其间，他先后到前藏、山南朝佛，又到后藏巡礼，然后去尼泊尔朝佛，从尼泊尔朝礼阿里、冈底斯山等，然后于藏历木蛇年（1725）回到楚布寺，欢度藏历新年，正月十三日离开楚布寺到奈囊寺锡住。之后，又到拉萨与阿尔布巴见面：

（正月）十七日，离开奈囊寺至庸惹下榻。翌日，抵达拉萨，遇见大老爷，与木鹿夏仲以及噶伦贝子阿沛巴相会。夏仲请求传授作怖金刚七品的教言和空行母的灌顶。应请赴扎西班觉（宅），为公隆哇主仆传授了白度母灌顶。二十六日，贝子阿沛巴请我赴班觉饶丹。早晨举行度母灌顶和白度母诵经仪式，白天里绘制唐卡。贝子阿沛巴同我家里家外的拉起家常，忙乎不止。二十八日，阿沛巴向我馈赠丰厚礼品承侍供养。我搬到房东家去住。接到大老爷发来的执照。……四月初一日，在夏仲尊前，接授满张的红色弓箭的毒灌顶和毗夏的教言。当日，又赴班觉饶丹宅府，第巴（阿沛巴）请求为他现今和将来时运卜算，于是我给他作了明示。

这里提到司徒给阿尔布巴进行“时运卜算”的事。后来，在火马年（1726）藏历五月二十二日司徒又给阿尔布巴算了}、书，并托人带去，不幸这时“阿尔布巴事件”爆发，这份卜书落入了颇罗鼐之手。据《八世司徒自传》记载：

派冬纳喇嘛带着给第巴阿沛鼐（巴）的卦卜书信前去卫地。此卦卜信亦称：“在火阳马年（1726），北方主发了诅咒，猴年要折寿，后至札瓦达年，因大战灾难而出现抢劫。”这样，在火马年（1726），岱青巴图尔受到诸公（噶）论（伦）的恶毒忏悔，至羊年（1727）即被杀害。猴年（1728）阿沛巴等卷入颇罗鼐发起的战事。后来，这封（占卜）书信落入了第巴米旺（译按：即颇罗鼐）之手，他请尊者（译按：七世达赖喇嘛）审阅此信后请求说：“请你也给我写一个这样的授记吧。”尊者答说：“我无先知，这是村民中打卦时进行龟轮图的风俗而已。”

（二）司徒对皇帝所赐法物的朝拜和敬仰

水虎年（1722），八世司徒活佛在楚布寺欢度了藏历新年。在藏历年期间，常有清朝驻藏官兵到楚布寺拜访“法王师徒二尊”，即红帽八世活佛却吉敦珠和黑帽十二世活佛绛曲多吉。因此八世司徒写道：

清朝的可能是一些低级官吏和清兵常常零零散散地来朝拜法王师徒二尊，所有这些人也来拜见我，假装信仰地请求给予签名和盖印，这类事从不间断。藏历三月十五日，八世司徒一行步行出发，前往山南朝佛。他们先到拉萨，除了“仔细朝拜拉萨的两尊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众多佛像等供物”之外，还对拉萨大皇帝所赐的法物怀着敬仰之情虔诚朝拜。其中，在哲蚌寺甘丹颇章殿朝拜了几幅大明皇帝所赐的法物，心生敬仰和虔诚。他写到：

我们朝拜了哲蚌寺甘丹颇章所有的佛经、佛像和佛塔，特别是仔细朝瞻了大明皇帝赐给噶玛巴的由黑沉香塑造的十六罗汉像及其附造的僻静山村、树木、楼阁等风景画。画景中大树的枝头上爬满的蜜蜂，是用金箔镶裹后再压膜成蜜蜂。画景中的服饰颜色和肌肉肤色则是涂用了冷金粉，金线条纹的凸宫纹签痕迹也用冷金粉做了覆盖，工艺精湛.神奇无比。在仔细观研塑像材料时，发现塑像上有“于汉地清县”、的字样。据说这个地方离大海很近，一些树木因受体量很重的大蛇折磨盘绕，很难再往上生长，于是一些树枝折断掉落水中，漂流至大海，又遭海浪拍打，这些短段树枝被人们拾到，逐渐在集市日出现。在中国内地汉传佛教经文中所记述的“蛇心旃檀”想必正是这种树木。印度白话所谓“阿萨拉阿嘎惹”的树木莫非就是这种“阿嘎如”。为什么“阿喀如”又是音变为“阿库如”呢？这在藏语中称作“无重”音译现象，而这种沉香木颜色应有不同种，印度人也追求这种差异。

从这段记载看，八世司徒不仅对大明皇帝所赐的这几件法物虔诚朝拜、心生敬仰，而且还对其来龙去脉进行了一定的考究，如上文就利用了语音学的方法进行探源。其实，这就是《八世司徒自传》的价值所在，他无论是在康区朝佛、造访云南鸡足山，走访卫藏；还是到尼泊尔朝佛巡礼，每每遇到他极感兴趣的法物、文物、遗迹，都会做出仔细的考究。这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很有价值。

三、有关驻藏大臣、郡王、噶伦等的记载

清雍正十二年（1734，藏历木虎年）八世司徒活佛第三次赴西藏，造访拉萨，此间他与驻藏大臣、郡王颇罗鼐、噶伦多喀夏仲等都建立了关系。他在自传中主要记载了颇罗鼐和驻藏大臣的有关活动。

是年（1734）藏历十月初七日，八世司徒活佛一行先抵达羊八井寺。初九日，在设灶郊迎和僧众仪仗队迎接下到达楚布寺。藏历十二月十九日，同巴卧活佛一起前往拉萨。二十一日，到达拉萨，住于宇妥康萨。次日，加尔果鼐父子驾临，卓尼尔木固鼐亲米拜访。在达郭康萨受到巴亚的盛情款待。

雍正十三年（1735，藏历木兔年）正月，八世司徒在拉萨过藏历新年，同时与颇罗鼐和驻藏大臣马喇、集福等西藏上层密切交往。据八世司徒记载：

正月初三日，到甘丹康萨拜访弥旺古夏（颇罗鼐），颇罗鼐设噶卓油炸面点喜宴盛情款待。……十七日，在桑珠颇章为马大臣父子传授长寿灌顶，赴特堪布的寝楼做客。为加尔果鼐传授了灌顶十五法。

二十二日，弥旺颇罗鼐送给我额外的赏礼。马大臣邀请我赴他的住所，为马大臣的公子杜仁阿传授诊断风疹。为加尔果鼐传授灌顶十三法。为拉鲁孜巴、饶丹多吉、衮惹夏巴等传授灌顶。

从记载看，八世司徒与西藏上层政教官员混得很熟，他几乎每天都与颇罗鼐、多喀夏仲，驻藏大臣等人物迎来送往，传授灌顶，每天忙个不停，这也反映了当时西藏官员的活动和拉萨习俗。从以下选泽的这一段也可见一斑：

藏历二月初一日，到处是藏政府派去送新年份子和拜年送年的人员。我为和总爷家眷及集福大臣传授了长寿灌顶。马（喇）大臣请我做客设宴款待。我为杨老爷绘制了观世音菩萨的唐卡，还为大臣的观世音佛像描金。我接到代本的贴子、，于是赴索惹普巴做客，并为他的家眷仆人连同弥本（拉萨市长）昌东鼐的家眷仆人一并传授了长寿灌顶。我应请到札基兵营赴宴，受到集福大臣盛情款待……次日，朝拜了大法会，杰色活佛打卦占卜。颇罗鼐送我檀香木等礼物马大臣召请款待我时，我给他讲授“六派的教法”。我引据《妙音母》的品函梵文经记载，为夏仲多喀鼐详细解答了一些疑惑问题，因此使他对世事变化的善恶有了全面的知晓。我赴森穷康松，在此强巴古夏、帕巴拉、察雅活佛等与颇罗鼐父子一起举行筵宴。……十八日，赴藏政府举行的宴会。观看了僧仗队迎请强巴佛的仪式和跑马比赛。

藏历二月二十九日，八世司徒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百供并做了祈祷之后，告别颇岁鼐和驻藏人臣等.将返回楚布寺。“加尔果鼐和清朝大臣们为我送行至磨盘山。”

此后，至藏历十月初三日、初四日，八世司徒又在巴卧活佛陪同下再次赴拉萨，“清朝诸大臣都来看望。”据八世司徒记载：

次日，在衙门我受到马大臣的召请款待，其间僧人们念诵《大般若经》，我为大臣举行猛厉引施仪轨……十六日，上布达拉宫日光殿，同全体孜雪官员一起拜见了七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前以汉餐招待。二十二日，拜访郡王颇罗鼐后，将朱倭活佛转世认定的呈文办妥。

看来当时噶玛噶举派的活佛转世认定事宜要报经郡王颇罗鼐，办理有关备案等手续。八世司徒活佛在拉萨拜访了包括七世达赖喇嘛、颇罗鼐、驻藏大臣等诸上层官员，并将朱倭活佛转世的呈文等事宜办妥之后，便于藏历十月二十七日离开拉萨，前往叶尔巴寺等圣地朝拜。藏历十二月初，八世司徒转经返回拉萨之后于曲弥鲁定投宿。此间，又受到颇罗鼐和驻藏大臣等款待，据他记载：

我被马大臣召请礼待，齐大臣送来了礼物。为齐庇大人举行了禳解病魔仪轨。在森穹康松宫颇罗鼐郡王用噶卓宴招待，我的所有请求愿望都得到了实现。我赴札什兵营受到集福大臣的宴请礼遇。藏政府给予我额外的奖赏。

八世司徒于月底返回楚布寺，并在楚布寺欢度了火龙年（1736）藏历新年。随后在乾隆元年（1736）藏历四、五月间再次造访拉萨，此次又与驻藏大臣、颇罗鼐、噶伦等人进行了更为密切的交往。本文选译研读的是八世司徒有关康雍时期西藏历史片段的记载，因限于篇幅，他对此次活动的相关记述，在此就不选译和介绍了。

四、八世司徒及其《自传》的其他价值

以上选译了《八世司徒自传》中有关康雍时期他所亲历亲见的西藏历史片段，由此可知《自传》对于研究当时西藏历史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我们借助选译《八世司徒自传》有关康雍时期西藏历史片段的记载资料.还应该对八世司徒及其《自传》的史料价值作更全面些的认识。笔者在此仅作一些简略的介绍，借以引起同行和老师们的关注。

八世司徒·曲吉琼乃（1699-1744），又名噶玛丹贝宁协朱那曲吉郎瓦，简称噶玛丹贝宁协，住世75年，生活于“康乾盛世”，跨康熙、雍正和乾隆3朝。他是18世纪噶玛噶举派德高望重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当时著名的宗教朝佛巡礼家、民间文化交流使者和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建树颇多，凡宗教、文化、经济、乃至于政治等方面都有成就，这些都在他的《自传》中得到了比较真实地反映，这就使《八世司徒白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具体地说，该书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民族和民间关系方面：八世司徒一生云游卫藏、康区、安多、青海、内蒙、四川、云南，其中，5次朝拜巡礼卫藏、3次云游云南。他广泛地与藏、汉、纳西、蒙古、羌、土等民族的上层交往，以自身的影响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和交流。

（二）在中尼民间文化交往交流方面：1723年10月至次年春，八世司徒到尼泊尔朝佛巡礼，与尼泊尔国王和各个王邦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为中尼民间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三）在宗教上，八世司徒倡建德格八蚌寺，并将其发展成噶举派的一个宗教中心；主持刊刻了德格版《甘珠尔》大藏经等，为弘扬佛教和噶举派倾尽了毕生之力；在处理本教派内部及本教派与其他教派的关系上，他以自己在当时的影响力广泛与各派高僧密切交往，如他与当时的红帽黑帽活佛、巴卧活佛、贾曹活佛、朱倭活佛等本派高僧关系密切，或为师徒关系，或亦师亦友。其中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一生与红帽八世活佛却吉敦珠、红帽九世却吉尼玛、红帽十世却珠嘉措，与黑帽十一世意希多吉、黑帽十二世绛曲多古、黑帽十三世堆督多吉等同处一个时代，共同致力于噶玛噶举派的发展。

（四）在政治上，他拥护清朝对藏区的施政和各项治藏举措。他在康熙时期，拥护清军，1720年赶到通天河上游妥衮妥罗格拜见七世达赖喇嘛，与阿尔布巴结识，从而开始与西藏地方上层建建立起了关系。1734年底至1736年四月，他第三次在拉萨活动，同诸噶伦以及驻藏大臣马喇、集福等驻藏官员之问往来频繁，关系亲密。他还与六世、七世和八世达赖喇嘛及五世、六世班禅，以及蒙古汗王、摄政等建立了关系。此外，他与四川总督、布政使、云南地方的土官、流官、提督等有直接的父往和书信往来。

（五）在经济文化方面，八世司徒依靠德格土司势力的支持，发展了较为强大的以八蚌寺为中心的寺院经济集团.同时与丽汀等地客商保持着经济往来。在文化方面，他为跨地区、跨民族和跨文化交流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一生修持佛学、医学和艺术，《八世司徒文集》便是他各种成就的集成。

更有研究价值的是他留下的司徒日记以及被汇集成书的《八世司徒自传》。《八世司徒自传》详略得当地记载了清代前期藏区的有关事件、人文地理、寺院文物等，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八世司徒自传》全称为《人司徒噶玛丹贝宁协自传·洁净明镜》。该传记实际上是由司徒的重要弟子噶玛次旺衮恰额敦丹培于1774年藏历六月十四口于八蚌寺完成的。据此弟子在后记中所说：司徒尊者25岁以前写过关于自己的传述，但其中藏历第十二饶迥木龙年（1724）至木虎年（1734）之间的记事较简略。噶玛次旺衮恰额敦丹培便向司徒尊者作了详细请教询问，然后作了补全，并将藏历第十三饶迥木马年（177.1）二月二十三日以前司徒尊者写下的备忘日记如实抄录了下来，按照尊者自己所著的原貌，汇集成书，同时将尊者所著的部分精彩梵文翻译成了藏文。全传共371叶。

综上所述，《八世司徒自传》主要依据的是八世司徒的备忘日记汇编而成，而他的日记均为他亲身经历的感受，因此他的记载可信度极高，史料价值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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