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规模：民族的青梁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在各种兴奋的“媒体”上，人们总是听到好消息。但是实际上，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也有不少难题。

大企业问题。近年来，在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下，中国的许多大企业仍然难免处境尴尬，不仅技术更新困难、财政支持不足，而且人员下岗首当其冲，内外环境均雪上加霜。但是经济学家抛给它们的药方总不外两个：一是不断地变更生产关系（产权改革，股份制、兼并）；二是破产，以便把财政金融的支持让给“效益好”的私营小企业。

我们的工业经济，自“大跃进”以来，就非常“不经济”。我们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简直可以叫做工业“不经济”发展。它使得我们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上、在资金利用率上、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上，在热效率上，在交通运输的效率上，都支付了本不应有的沉重代价。本来，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大资本战胜小资本，大鱼吃小鱼，高技术击败低技术，这种以“经济”取代“不经济”的不变的历史趋势，在世界各地都是很难被抵挡的。例如在1958年“小土群”的疯长中，就不知上述“经济发展规律”都跑到哪去了？客观规律竟被我们的“三面红旗”政策吃掉了。那时，不仅仅是钢铁工业要搞“小高炉”和“土法上马”，而且各行各业都在大搞“小打小闹”的东西，向落后技术回归。从那时起，我们的工业发展史就被一“小”字所困扰，但又粘粘糊糊地总也离不开它。文化大革命中，“五小工业”遍地开花，从主管到理论家，都用力鼓吹小企业的发展道路，为小企业鸣锣开道，好像更加有“路线”色彩了。文革终于结束了，在若干有识之士的担忧之中，华国锋时期的“新五小工业”又紧接着登堂入室，也弄得热热闹闹。

可是我们中国的工业经济，怎一个“小”字了得？

毋庸讳言，尽管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自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大企业的发展就缺乏强劲的推动力和发展势头。改革初期，国有的大企业甚至是被作为“支持小企业改革”的一种物质力量来看待的。1985年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的：前几年的改革“先是搞活农村经济，接着在城市中先赋予小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而让大中型企业担负较多的财政上交任务和指令性计划的生产任务。……前几年是……大企业支持了小企业的改革。”所以，由于这样的政策，改革开始后，小企业被“搞活”、不大受到规章制度的限制而蓬勃发展并不断涌现，循规蹈矩的大企业则往往困难重重。例如它们首先必须遵守严格的财务制度，在当时是很难动摇的。另外它们很少得到“政策上的优惠”，又必须承担绝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所以，情况并不像现今的经济学家们所描述：国有“大企业”虽效益不好或者亏损仍能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援，因此是大企业剥削了民营小企业。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赖有几十年来艰难的国家大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方使得在许多小企业如此胡闹的情况下，全社会仍能维持不敝，包括经济学家们也还有工资可发。当然，经济学家们的生活来源即“衣食父母”，看来一时还不能全由乡镇企业们承当，他们大概也不喜欢消费乡镇企业的产品。所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企业常常很难作为公平竞争的一方来参加经济活动。自从1985年国家提出“搞活大中型企业”以来，已经16年过去，我国许多大企业至今仍然举步维艰，没有能像私营或乡镇的“小企业”那样被“充满活力”。

以前毛泽东形容说，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现在，我们也可以形容说，在信息时代，我们中国仍是“小工业经济”的汪洋大海。

“大企业”规模和技术

目前，国内的大企业问题，很令国人瞩目和担忧。那些大型的企业，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和交通企业，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财富。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重要国家里，大企业就是“实力”的表现。大企业的兴衰，往往反映着该国家的国力强弱，预示着该国家的经济前景和发展潜力。所以，大企业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我认为，现在甚至已到了为中国大企业呐喊的时候了。

当人们翻开报纸上的国外消息，常常会读到各种“企业500强”的消息。这些500强企业会从事不同的行业，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大企业”。在世界上，不是数目众多的小企业，而是那些叱咤风云的、跨国的巨大企业，才是天之骄子。同时，今天的世界上还在不断制造新的、更大的企业，例如“波音”和“麦道”的合并，“奔驰”和“克莱斯勒”的合并这样的“强强联合”，正在以更新的色彩向人们展示着新的“世界奇观”。

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生产型企业，虽然没有走到“世界500强”的位置，但在国内还有些份量。可是它们在国内好像从没有声名赫赫，没有全民喝彩，甚至没有什么响亮的品牌。我国唯一的一家达到世界水平生产规模的“仪征化纤”，其主要品牌——白斯特，几乎没有多少老百姓知晓；我国最大的生产合成洗涤剂原料的“南京烷基苯厂”，其产品占了全国一半，品牌名称为“佳佳”，也远没有其他许多洗衣粉的牌子响亮。而知名度颇高的如“桑塔纳”、“夏利”什么的，又远远达不到国外同行业先进生产规模。当年经过咬牙跺脚后终于投资建设的“宝山钢铁厂”，现今却已远远落后于韩国的浦项钢铁厂。

中国的大企业有个特点，就是“不太大”。或者说，在世界水平面前，中国的“大企业并不大”。严重的是，我国各行各业都是这么个共同特色，达不到现今技术条件下的合理的生产规模。例如，美国只有3家大型汽车生产公司、日本不过只有11家大汽车厂时，1985年的中国竟有汽车厂2904家，太惊人了。数量之大惊人，而产量之小也惊人。1986年全国总产量仅近37万辆（其中卡车23万辆）；1996年总产已达147.5万辆时，而其中小汽车却不到美国“通用”一家产量的1/5。世界最佳钢铁生产规模为年产500－1000万吨，而我国1996 年的钢铁在建项目的平均生产能力却只有12万吨。这比起1958年的“土法炼钢”倒是进步很大了，但距离世界钢铁业合理的生产线规模还是非常遥远。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电梯生产第三大国，但是80％以上为设备简陋产量微小的小企业，这样的产业能不发生“生死时速”的电梯恶性事故么？中国的空调生产行业也很说明中国特色，1995年空调生产能力本来已富余2/3，但是1996年又新上10个项目，使生产能力进一步达到富余3/4，1997年全国22个省区里共408家企业，仅有5家企业达到较为合理经济规模，好在近些年天道不正，夏季的空气好像在灼烧，是老天爷坐在天上拚命帮助空调产业，否则人们会很快发现中国的空调行业缺乏生产规模。

人们一直普遍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因为“资本集中”的历史趋势带来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这并没有错。但是，决定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技术。

生产规模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在现今，所谓合理的生产规模，我认为主要表现在技术意义上，即是由当代先进的某种“技术状态”来决定的。显然，在当代的技术条件下，只有大企业才能容纳最先进的工业技术。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例如在“珍妮纺织机”的时代，能够容纳当时先进技术的企业规模，可能并不是当时最大型的工场。后来，蒸汽机和电力的出现，带来了大工业时代。若从瓦特蒸汽机算起，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至今已近2个半世纪了，200多年里，技术进步已令人眼花缭乱，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大工业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今天，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看不见：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只能以大企业为载体。例如石油裂解工业中的乙烯设备，如果不能达到30万吨规模，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就会不够高，从而造成原料和能源的很大浪费。谁会去搞石化工业中的小企业呢？发达国家战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本身，往往就是大型化的。我国70年代开始引进并发展起来的若干大型石化设备，各种管道大小形状各异，盘根错节，纵横迷乱，外行若走进了里面，恍如进入了钢管制成的“密密的树林”，不知其所终。就是我国在“一五”期间引进的苏联设备，虽然是40年代后期的水平，也够巨大的，如吉化公司的硝酸排气筒就长达100公尺，重达100吨；兰州炼油厂单体设备中最重的达170多吨，高73米；富拉尔基一重的著名的“沉箱工程”，箱体自重1.5万吨；洛阳轴承厂的苏联设备1800台；第一拖拉机厂则有1万台设备，200多条流水线……

其实，大企业的道理，在各行各业大抵如此，即使在最时兴的IT产业中，又何尝不是几家巨大的公司生产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块”等。就是软件业，最重要的应用软件也是由大公司“微软”生产的。有人以为“高技术产业”使社会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小小的中关村就积聚了数千家企业使不少科技领导人欣喜不已。其实，这种格局对不少“小小企业家”来说，可能是福祉，但对整个民族来讲是不幸的。

不错，先进技术对于推动大企业的建立是重要的。但同时，却不能认为，若没有先进技术就没有“大企业”的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因素发挥作用时，“社会化生产”本身就有一种机制：推动追求效益的人们去追求大型化。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单是协作、分工、扩大生产规模，就能造成节约和劳动情绪的高涨。《资本论》早就确认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单因为企业“大”了，便能引起各种生产要素的节约。通常，设备在科学合理的状态下越是大型，越会引起材料和燃料的节约，例如战后的日本在建设高炉时，日益趋向大型化，起初不过是400－500立方米容积的，50年代末炉容达到1500立方米，60年代末突破了3000立方米，70年代炉容4000立方米的大型高炉日本占了世界的70％。为什么大型化？就因其煤耗、矿石消耗等都大大下降了，日本高炉的焦比从1960年的每吨铁消耗619公斤下降到1976年的432斤，是世界上最低的。日本大型油轮的造价也很说明问题，建造一艘20万吨油轮，约需钢材2.7万吨，若建造4艘5万吨油轮则需钢材4.4万吨；而且油轮越大，单位运量的燃料消耗就越低。这就是大型化的优越性，人们称它“规模效益”，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国家的企业走向大型化。在日本，50年代政府重点扶持和资助的6家大钢铁企业即占了投资总额的88％；70年代7家大造船公司占了日本造船完工量的70％。我国“一五”中建立起来的大钢铁厂，比起小厂来也无疑引起生产费用的大量节约。后来，当“大跃进”使小炉子迅速兴起后，1958年的焦比顿时增高了50％，1958年底的劳动生产率只有1957年的1/7，多项技术经济指标急剧恶化。

由于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早期中国工业经济，世界上不少重要的工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道路上有一段“大企业时期”。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约50年期间就被称为“大企业时期”，大型股份公司大量出现，经济大规模地膨胀起来。尽管美国的钢铁和铁路都是私人公司经营的，但是这种“私人公司”与中国人想象中的“林家铺子”天差地远，它们从家族色彩中日益演化为大规模的股份公司，获得了更大得无比的效益。当钢铁业巨子卡内基1901年退出其个人经营时，更大的“美国钢铁公司”出现了，当时即拥有工人16.8万人，14亿美元资金，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公司。其铁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竟发展到惊人的40万公里（我国铁路长度至今也只有6万多公里）。

著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在这期间出现了。在糖、烟草等轻工行业中，到1904年，过去的约5300家企业合并为319家托拉斯。同时，美国的就业位置并没有减少，美国的工业工人的数目也在增加，在1910年的60年间，113项主要工业中的工人数增加了7倍。

历史本身，从一个长时间来说，会有一种貌似“自然选择”）。正是历史，在不断地淘汰规模小的、技术低的、管理差的因而效益不好的企业，同是在不断地造就着雄踞世界的大企业。

在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史的初期，即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机器工业发展的早期，虽然当时也充满着很糟糕的“中国特色”，但总体上，大企业还是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当时中国机器工业的出现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同，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具有科技素质的民众基础，影响中国工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因素是很多的。例如（一）开创和推动中国工业化时代的人物，既不是瓦特、爱迪生这样的伟大科学技术专家，也不是洛克菲勒、福特这样的大资本家，也不是彼得一世这样雄心勃勃的国家首脑人物，甚致也不是木匠纺织匠一类畏畏葸葸的小人物。与西方工业化（包括俄国）从纺织业开始不同，中国从“引进”军火工业开始工业化。长时间里，中国工业的发展以此为中心，耗费了大量的政府财政。而李鸿章一帮子家伙是蹒顸的政治官僚，而不是精明的技术官僚，他们不懂工业经济，即使喜欢追求新式的张之洞，也是从政治考虑来办工业的。好在神通广大的盛宣怀从经济和技术角度重新收拾了“汉冶萍”，造就了当时亚洲最大的、从铁矿采煤炼焦到冶金的钢铁联合企业。90年代以前中国工业的最大硕果是李鸿章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办2年时占地400余亩，工匠2000多人。它是现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到清政府倒台时，它们给民国留下了99个大工厂。这里所谓“大工厂”，是相对于当时中国私营企业来说的。

（二）中国私人办工业，一直没有出现较大的规模。这个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是值得探索的。其实也不奇怪，从有文字可考的春秋时起，中国的社会特质就与西方国家大不一样。中国从没有出现典型的、像西欧那样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什么的，所以，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没有成为历史的必然或必要。中国从来没有强大的私人资本，也没有能在全国甚至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私人资本家，可以说中国没有在“私人”丛中生长经济巨人的土壤。这是一个历史赋予的、无可奈何的中国特性。所以，中国出现工业文明以后，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是不奇怪的。

私营企业在北洋时期，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一段时间里，趁着军阀混战和外国资本忙于欧洲战事时，获得相当发展。中国的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就此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由于统计材料的缺乏与混乱，要完整地弄清这一时期私营工矿经济的发展是很难的。总之，20年代开始时比大战前增加了几百上千家新的私营工矿企业，投资额也增加了几千万到上亿元。但私人资本投在所谓“基础工业”上仍是非常少的，这也是中国私营企业推动工业化的力度小的一个表现。如果靠中国的私人资本建立起西方国家那种大工业经济体系，恐怕也只能如梦如幻。中国资产阶级在胸怀上还未必有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理想和企望，当然他们也没有李鸿章那样的名利和地位，他们的经营目的，通常不含政治，只在于赚钱。另外，在中国，由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所以“利润平均化”的规律还远没有成为“规律”，因此投资机制也成为畸形的。这样一来，资本就不会自然流向那些对于建立工业化体系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和行业。

据材料，北洋时期的私营机器修造工业有些发展，至1920年上海已有8家制造机床的专业工厂，有几十家修造农产品加工机械（碾米、榨油等）的工场作坊，还制造针纺织和缫丝机器。问题是规模很小，而且只能做些简单的产品和零配件，它们离现代大工业还差得很遥远。当时办的稍大的工厂，不是失败，就是被外商盘去。值得提到的是，当时私营的矿业竟然发展较快，在全国煤炭产量中的比重，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增加，1920年占23.2％（1912年为8.1％）。私营的机械采煤比起外商少多了，但是逐渐有改善，部分地开始使用机器，如抽水机、卷扬机等。增加机器设备后，产量提高很多。有的矿也比较大了，如邯郸的峰峰煤矿。由于北洋时期是战乱时期，私营机器工矿企业有所发展，而官营经济基本上在走下坡路，大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直到国民党时期。但在国民党时期，官营经济急剧地膨胀起来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吗？

中国是在50年代的一五时期，建立了大工业体系的经济基础。从1973年的“四三方案”之后，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不少大型设备，中国大工业有了新的发展时，却又不怎么有“经济理论”来支持了。公正的说，文革没结束时，中国经济学家们尚还没有思考的权利。不过，当“改革”开始后，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思考”尽管显得五光十色，但大家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要掀翻“计划经济”这个词汇。学者们从没有把大企业理论放在心上。中国的大企业的发展建立，在改革中没有得到理论支持。相反，可能不少人认为50年代建立大工业体系是个“严重的教训”！他们认为，花了很多钱，不如乡镇企业有“经济效益”。

我总的感觉是，在中国“理论”并不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而只是让经济学家抒发感情的。我们经济改革的实践，似乎也不大需要理论。80年代的说法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理论落后于现实”。那时，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跟不上时代。如果仅“少数人”的感觉如此，他们的思想过于顽固，那也很正常，但那时是“多数人”觉得自己跟不上。就令人奇怪了。直到90年代后半叶，很多人已经“下岗”了，社会上还是出现“大多数人”跟不上形势的问题。1997年一次看到报上说，北京“下岗”十几万工人，经调查，99％的人还仍旧愿意回到国家企业去工作，只有1％的人愿意去干私营。这一下子，北京的经济学家们、思想教育家们都慌了。于是，他们又在报上抱怨工人们的观念还是太陈旧，没有更新，跟不上改革，跟不上现实，跟不上时代，还处在“计划经济”之中。

为什么99％的劳动群众的思想都不能算个“现实”，都在时代之外，都处在错误状态中；倒是那1％的人，却代表了中国国情，代表国情的需要，而且成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既然碰到了理论，我想在这里乘机探讨一些所谓“理论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证明了“小企业”的优越性吗？

当代中国许多走红的经济理论家们未必认为，中国“大企业”会比“小企业”优越，我不知道是否他们照搬了西方经济学。的确，在西方经济学中，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我认为在消费效用的分析中，边际效用也应当是绝对递减的。例如某男士第一次买下一台彩电，心里满足之极，快乐非常；由于全家人挤着看，众口难调，不久又买了一台，但这时候心里的满足感，就不如第一次那么强烈了；后来儿子为了唱卡拉ok，又去买了一台，这时这位男士已经完全不激动了；再后来女儿为学英语再次买了一台，男士已经问都不想问了，满足感越来越低。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了，尽管“总效用”仍然在提高。

但在生产企业中，所谓“边际收益”的理论，并没有约束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假设技术水准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边际收益并不是从开始时就递减，而是在递增。到达一定程度后才会开始出现递减。这就是说，生产规模的盲目过大，使得企业的收益没有随着投入的扩大而递增，而是相对地减少，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即出现了所谓“内部不经济”问题。这是在技术条件不变时的分析，实际上，技术和设备处于不断地进步当中。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改进，例如得益于先进的电脑设备，经理又能游刃有余地管理了，管理效率没有发生问题。总收益和边际收益都没有减少。其它生产技术设备，也是同样道理。所以，“边际收益”没有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递减。

总之，我不认为“边际效用”的理论能够为小企业鸣锣开道。

（二）支持“小企业”发展，发到哪里去？

我们的报纸上经常向人们宣讲，要多方面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如何支持？无非是：政策啦、税收啦、贷款啦等等。国家如此费心费力费时地支持小企业，怕不会是为永远让它们保持一个“娇小”模样。支持小企业“发展”到哪里去呢？按照逻辑，当然是要让他们“越发展越大”，也就是说，最终发展为“大企业”。否则还叫什么“发展”呢？

（三）“小企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我发现，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不赞美小企业的，特别是称赞他们能够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这是一件使人惊讶、却也无可奈何的事。而我写的《大工业与中国》一书，鼓吹大工业，倒是常使人觉得像怪物，不合乎中国国情。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认为发展“小企业”能够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或者将拯救中国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者。理由如次：

1、目前据统计，乡镇企业到1996年已达2336.3万个，当年吸纳1.35亿农村劳动力。平均每个企业5.78个人。这样的生产规模，以现有的环境资源条件，还能否继续膨胀下去、以至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城市下岗劳动力？是大可怀疑的。城市的小企业数目，在统计上查不出来，估计也得有200万个，个体工业还有600多万个，这么多小企业，到底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城市就业的总人口1996年为1.98亿人（城镇总人口为3.6亿），其中国营单位为1.12亿人。就是说，国营经济单位以外的约900多万个单位约“消化”了8500多万人，平均每个企业8－9个人。国营经济单位中的小企业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因材料所限，无法计算。仅从这里可以看出，小企业的容纳量，猛地一说挺吓人，实际上每个企业的平均容量也实在可怜得很。而当年一个仪征化纤公司就解决了近2万人的就业问题。而实质问题还不在这里。

2、实质问题在于，“仪化”是一个现代化的先进技术装备的企业，其产品是完全合格的优秀产品，因而具有完全可靠的“使用价值”。而那些小企业，大约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产品质量差，是否能吸纳10个劳动力还是小事，做出的产品浪费资源也是小事，弄不好就出人身伤亡事故，那真是受不了。所以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什么规模的企业吸纳劳力，而在于必须是做“合格产品”的企业能够吸纳劳力才行。否则，下岗人倒是又“再”大形势“面前，不少人忽然发现，我国有数千万家小企业，虽说可以吹嘘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力量”，但将完全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竞争”的局面。形势又迫使人们回过头来看看大企业，人们又发现，我国的大企业，也确实有“不够大”的问题，我们将如何面对世界呢？于是，有了“兼并”的热潮，人们冀此产生新的中国工业巨子，以免加入WTO后不致因为我国都是小企业、没有“规模效益”因而竞争能力太弱，所以必须通过“兼并”使得中型企业成为大企业，大企业成为更大的企业。

诚然，有规模，不一定就有规模效益，但没有规模，则肯定没有“规模效益”。这个道理终于被中国人发现了。发现了大企业才有真正的竞争能力，也总算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的小小改变，人们似乎不再抱定中国“船小好调头”的小企业比国有大中型企业更优越的信念不肯放手了。

但是，工业企业的“兼并”不能成为目的本身。我国的“兼并”能否发挥出大企业的竞争优势，仍然很成问题。

我们所说的“兼并”，当然包括企业被“吃掉”，大鱼吃小鱼，或者小鱼吃大鱼；不过也包括企业的联合、合并等。企业兼并，从表面看来，似乎与下岗失业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企业兼并后，特别在近几年，不仅常常伴随着大量人员下岗，而且还常常跟着换了一批干部，换一种管理方式，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并不一定总是完全积极的，有时也会有“负面效应”。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有牺牲就停止正常的兼并，问题是这种牺牲程度到底有多大？牺牲之后获得的利益又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主要的收益，应当表现在某项“兼并”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大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先进的技术、复杂的生产线、高度的专业化。大企业之所以有“规模效益”，能够大大降低成本，就在于生产线的巨大、反应塔的巨大、运输量的巨大、装卸量的巨大…… 这些主要是由“技术上”决定的，而不是由“管理上”决定的。对于企业管理上的指挥权改变了，或集中了，或分散了，说到底，还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变。兼并如果主要是改变生产关系，对于增强大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是有限的一种改进。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兼并引起了“资本的集中”，会进而改变企业的技术状态，使之改良，或者革命，也未可知。

这又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兼并或合并后的资本是否能够真正地集中？指挥权在谁？审批权在谁？使用权又在谁？由于我们的大企业不是“私人企业”，而且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一段相当时间里，也很难变成“私人企业”。即使变成股份制企业，也肯定是“官股”或私人面目出现的“官股”占90％以上。这种情况下，什么“股东会”、“董事会”等，最终还是要听国家的招呼，只是形式上更曲折了，多付出一些“手续费”而已。所以，国家必须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企业，不能听到某些经济学家说“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就真的撒手了；或者再一听到国有企业当然是“国有”，就又将国有企业揽在怀里、并将其重新置于行政处室的领导之下。

若是认为中国国内的“强强联合”也肯定会使大企业竞争地位加强，则可能失之于分析不够，因为国内的“强强”都是国有企业，他们背后是“国家”，而且是“一个国家”。能否因此在资金技术上一下子获得大进步，也就很难说了，而因此带来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则是必然的。因此，有的大企业合并后情况较好，有的可能还更差了一些。

所以对于目前在中国风风火火的“兼并”、各色各样的“集团”等也应有清醒认识，它们并不一定就拿到了“规模效益”。

中国大企业的“企业家”

从何而来？

尽管“企业家”是个飘忽的、很不确定的概念，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常常挂在嘴边上，是个放光彩的名词。竟有大学教授讲，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企业家。但是在我看来，“企业家”并不比“广大职工”重要到哪儿去。没有一批有相当科技素质的“职工群”，只一个企业家在耍拳弄腿，企业就能辉煌吗？中国学者们大都是“英雄史观”，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认为，企业家难得，两条腿的人手哪没有？其实，一般能说会道、搞点歪点子、生产或经营点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家”，在当代中国是“大大地有”，甚至可以说很有点过剩。我们不是有很多媒体津津乐道的“农民企业家”吗？

还有，这样笼统地讲“企业家”，好像他们全体都是一种物事，与事实不符。企业家有各色各样的，有在国企工作的，有在私企工作的，有在外企工作的，有在小企业工作的，还有在大企业工作的。按常人能理解的，企业家确实应当属于一种“将才”。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家也就是“企业负责人”，或者说“总经理”。在国外，经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例如美国，股份公司通常都是大企业，由董事会为企业雇用“总经理”。因此，尽管总经理可能工资很高，会超过一般的“资产阶级”，但他们仍属“工薪阶层”，因为他们一般并不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在西方，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出现了一种与目前中国“私营经济”相反的运动趋势，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由于这种分离，企业产生了一种“专家治厂”的经理阶层。由于这种趋势，企业的经营风险反而缩小，因为正是“专家”才会使得企业的经营日益理智和科学。对于股份大公司，这种选择更具有性命交关的意义。这种优秀的企业家（总经理）从哪来呢？他们通常是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有MBA学位，有相当时间的宝贵工作经验，有成功的业绩的记录。

这种用人制度很值得中国借鉴。

但客观地说，中外优秀人士的成长，会有不同的土壤。从古到今，特别是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后，除了革命或动乱时期，中国的优秀人才通常集中在朝廷和官府。也就是说，他们大都为国家服务。在西欧，国王那儿并不一定有最优秀的人才，封建时期是贵族庄园制，庄园主那里也会积蓄人才。在城市中，很多优秀的人去经商，很多勇敢的人去航海，去探险。所以，私人在经营上往往有很大的进取性。优秀的人往往并不在国家供职。

在中国，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优秀的人才往往习惯于在国家供职。许多优秀者不愿意、或不习惯在私营企业工作。这部分原因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往往与美国的“大型股份公司”全不一样，肮脏、狭小、没规矩。由于我们80年代以来的历史条件，私营“业主”也往往极没有学问和素质，甚至很粗野，不少人还有前科，怎么相处呢？如果工资也就那么点，这样的企业又怎么能吸引人才呢？

尽管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把这种发展归结为一种政绩。但中国真正缺乏的，还是国有“大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可以说优秀的大企业管理人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他们的生成，还没有形成良好的“选拔”制度。为国家工作的人，必须有“国家意识”，否则很危险。为国家企业工作的总经理，也不能混同于私营企业的经理。现在不少的大企业不仅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问题。这里特别向提出来的是“分配”问题。

现在，据反映，不少国企的“企业家”与“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得没有道理了。不少报纸消息反映出，有些企业的破产倒闭，就直接与某些“企业家”们的动作密切相关，并不是劳动职工们的过失。现在，从“反腐”的角度来看，应当是检查那些企业家们的收入是否均非“贪污”所得的时候，但是有些经济学家，直到昨天仍在呼吁让“企业家”有更高的收入，好像惟恐天下的企业不乱。这令人感到像是80年代初有学者要求“立法保护改革者”这一谬说的翻版。如果“改革者”有了和“贪污犯”加以区分的难度，如果改革者的收入经常要被放在“罪”与“非罪”之间掂量，事情就有点不妙了。再要立法，好像嘲笑法制，只能闹到“非法法也”了事。

所以，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其负责人可不能是那种在“罪”与“非罪”之间难以区分的“企业家”了。这是一项非常要紧的经济秩序。

中外的小企业有何不同？

就数量来讲，国外小企业数量庞大。但企业的个数并不说明本质问题。以前常听到学者说，中国小企业如汪洋大海这种情况与国外发达国家是一致的，这使我感到诧异，有些纳闷。发达国家的小企业真的和我国一致吗？学者为什么将中国大中小企业与发达国家仅仅作数量上的简单比较。1987年中国的大中小三种企业，其个数之比为0.6:1.4:98，产值之比为29.9:19.0:51.2。学者告诉我们，这与西方国家差不多。那意思是说：这种比例是正确的，中国正是应当有这么多小企业。这就掩盖了真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在太不一样了，如果头脑不同而单只一个耳朵长得像，有什么意义？如果这99.4％的中小企业全是私营业主自己掏腰包办的，那就与西方真有点像了。而如果由国家这样大规模地去办小企业，实质上是在浪费人民的钱。因为现代的国家与皇权时代不一样了，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国家的无论哪一级哪一部门的负责人做出了浪费的决策，实质上人民就必须为此支付代价；因此，我们没有浪费的权利。当然，实际上，决不仅只这一种浪费。陈云早在1951年4月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尔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现在，开这种玩笑的人还有没有呢？

探讨了上面这6个问题之后，我想说：大企业，在中国，至今是国企的天下。所以，大企业今天仍然命系“国家经济政策”之关爱。在理论上，我们应当提出“先进的、世界水平的生产规模”的概念，一定要把我国的“企业规模”搞到世界水平，才能甘心。所以“大”和先进技术，是第一位的；所有制和产权关系问题是第二位的。只有有利了于大企业建立发展的体制才是优良体制。在美日等国家经济史中，唱主角的还不是大型企业、跨国企业吗？所以，我国也完全应当能够搞好国有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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