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管窥

〔摘要〕“木瓜之役”的本事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之前学界对“木瓜之役”个案的探讨，大多将其作为一个“事件”，并以围绕作家生平研究的模式展开，以期补足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的生平经历。本文试图打破“事件”的边界，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入手，对“木瓜之役”的本事“师校风潮”予以还原，进而勾勒被作家生平所遮蔽的政治文化语境，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

〔关键词〕木瓜之役；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夏震武；许寿裳；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37-09

1910年，鲁迅在给友人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1〕所谓“木瓜之役”发生于1909年底，其本事系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持续两周的大风潮。此次风潮的缘起，乃在师校教师许寿裳、鲁迅等人与新任监督夏震武之间的冲突，而其影响却远远超出师校之外，在杭州政、学、报三界都引发了强烈震荡。是役后，两级师范学堂遭受重挫，教务长许寿裳去职，另一当事人鲁迅亦返回故乡绍兴。及至给许寿裳写信之时，距“木瓜之役”已满一年，但鲁迅提及此事，胸中仍有块垒难平：“藐躬穷奇，所至颠沛，一遘于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2〕其中“一遘于杭”四字，道尽彼时风涛之险。

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鲁迅自此介入“文学革命”，并逐渐以新文学作家的身份知名于时人。及至1936年逝世时，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的经典地位已然确立，1940年代之后更是声望日隆，迄今盛名不衰。由此，“木瓜之役”及其指涉的“师校风潮”常常作为民国元年前鲁迅的生平经历予以审视。但由于鲁迅本人回忆材料的缺失，加之彼时日记、书信内容的湮灭不闻，从而导致“一遘于杭”的经历成为作家生平的一大空白。后世鲁迅研究界对“木瓜之役”的钩沉索隐，也正是以补足作家生平为鹄的。

有关“木瓜之役”的详细叙述，最早来自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之后，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杨莘耜《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等文也对此事多有叙述。许、张、杨三人系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时期的同事、挚友，也是“木瓜之役”的参与者，自然在立场、心态等方面与鲁迅本人多有相通之处。这既为后世研究者对鲁迅此一时期经历的探讨提供了材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木瓜之役”的叙述方式。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鲁迅向许寿裳提及“木瓜之役”的原信收录于第11卷（书信卷），而文后注释列出的“木瓜之役”一条，对其本事扼要叙述：

一九○九年夏鲁迅自日本回国，经许寿裳推荐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同年冬，该校原任监督沈钧儒去职，清政府改派夏震武继任。夏为封建顽固派，以道学自命，为人木强，人称夏木瓜。他到校后对学校工作百般指摘，并要全体教师以下属见上司的礼仪参见，许寿裳、鲁迅、张宗祥等二十多人乃罢教、辞职，并搬出校外，以示抗议。夏又令学生至礼堂谒见，学生亦愤而罢课，学潮延续两周。夏被迫离职，教师胜利返校，开会庆祝并合影留念，这次事件被称为“木瓜之役”。 〔3〕

表面看来，此条注释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侵扰，其语气也颇为客观，注释者似乎已经把鲁迅经历的“木瓜之役”予以了历史化叙述。但问题在于，无论是鲁迅自身的书信，还是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字，都带有鲜明的主观化色彩，“夏木瓜”一词本身就是鲁迅友人圈子内部的话语。而更重要的是，鲁迅后来虽为著名作家，但在此次风潮中并非重要人物。因此，从作家生平层面展开的“木瓜之役”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从近代史层面对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予以考察的范围和幅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集注释的末句把“木瓜之役”称之为一次“事件”，恰恰有着对“风潮”本身的限制和遮蔽。

相比“风潮”而言，“事件”的边界逼仄且具封闭性。

从空间维度上看，以鲁迅为中心的“事件”半径极短，其叙述所及只能达于师校教员与监督冲突而止，这不仅导致对立人物夏震武的形象出现了脸谱化、符号化的倾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把浙江巡抚、提学使司、地方教育会、学生群体等在风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因素排除在叙事视野之外。而从时间维度来看，作为“事件”的“木瓜之役”基本把叙事锁定在鲁迅、许寿裳等人亲身经历的两周“风潮”中，而此次“风潮”发生的原因，及其后的历史影响，因与鲁迅生平没有直接关联，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乃至涤除。

综上所述，本文并不准备对作为鲁迅生平的“木瓜之役”予以查遗补缺，而是将其拉出作家生平研究的既有框架，从近代史层面对其本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大风潮予以考察。在此一考察过程中，本文将以事发当时的报刊资料为基础“木瓜之役”相关史料，杨天石、王景山等先生有全面辑录。其中杨天石辑录《关于“木瓜之役”》，见于《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景山《“木瓜之役”大事日志》，见朱正、陈漱瑜编《鲁迅史料考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不再单纯依赖鲁迅、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字，以期对“风潮”予以整体性、多角度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鲁迅在“木瓜之役”事件中的角色地位，但却能够在对历史现场的还原中为呈现鲁迅等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态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

一、“新旧冲突”：

“木瓜之役”叙事中的文化立场如前所述，所谓“木瓜之役”（“师校风潮”）的缘起，在于许寿裳等师校教员与新任监督夏震武之冲突。结合晚清学界具体的社会情境来看，这一冲突有着相当的特殊性，如《东方杂志》评论中所说：“按历来学校风潮皆起于学生，惟此则起于新监督与旧教员之冲突，为向来所无。”〔4〕关于冲突的起因，鲁迅本人并未有任何回忆，而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有扼要描述：

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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