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中的人文观念

[摘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美国好莱坞对全球市场的覆盖情况下，伊朗电影高举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旗帜，在视听感官娱乐、玩转高科技中突围而出。本文通过对伊朗电影中的人文观念的解读来彰显伊朗电影的魅力。

[关键词]伊朗电影；人文观念；伊斯兰文化

[作者简介]王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专业05级研究生。

近年来，伊朗电影被理论界公认为“崛起的东方电影”的一支，也是独特的伊斯兰民族的电影。伊朗电影人，如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和“后阿巴斯”的一代：马基德·麦吉迪(Majid Majidi)、贾法尔·帕纳希(JafarPanahi)、穆罕默德·阿里·泰勒比(Mohammad Ali Talebi)、巴赫曼·哥巴迪(Bahman Ghobadi)以及“马克马巴夫家族”的家长穆森·马克马巴夫(Mohsen Makhmalbaf)、妻子玛兹耶(Marziyeh Makhmalbaf)、女儿萨米拉(Samira Makhmalbaf)等等，他们以独立人格和艺术品格，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深刻人文内涵的伊朗电影，给世界电影带来新的气息。

所谓人文观念就是从人文的观点以人文的方法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一种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要求、对人的权力、尊严和情感的尊重与关爱、它关注个体生命价值、重视对人的道德良心、个性情感的维护与守望，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张扬自由生命本性。”而伊朗电影人正是秉承这样的人文观念从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从平凡的事件中寻求生命的价值，从被忽略人群中寻找意义、尊严与美感。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使人文缺失的当代世界电影为之震撼!

一、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伊朗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战争”和“贫困”几乎是我们对伊朗的全部概念，而伊朗电影的崛起让我们从具有人文关怀的电影人的摄影机里看到了伊朗民族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伊朗电影镜头展示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内陆到边境、从伊朗到伊斯兰国家的现实生活和情感焦虑，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和妇女，经常被导演投来深情的注视，特别是儿童，伊朗最先受到了国际影坛的瞩目的是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电影。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便是典型，故事发生在伊朗北部偏僻贫瘠的山村，8岁的男孩艾哈默德放学回家后发现错拿了同桌的作业本，怕同桌交不出作业被老师责骂，于是艾哈默德执着往返于两个距离很远的村子之间寻找朋友的家，但到天黑也没找到，于是帮朋友做好作业。故事十分简单，是日常生活中平凡小事，但是电影人在孩子纯真、执着与大人的冷漠、守旧对比中挖掘了人性的闪光点。《醉马时刻》中在两伊边境离战争最近的库尔德地区，儿童为了讨生活，早早地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而在远离战争和自然灾难的都市，儿童率真的身影总是给人带来同样的悸动，《天堂的孩子》中生活在城市贫困兄妹为了不加重父母的负担，兄妹俩轮流换穿一双鞋子去上学，后来发现学校举行的跑步比赛的第三名奖品是一双运动鞋，哥哥想尽办法参赛，出尽全力比赛，最后拿了第一名，却失望无比。作者以温情目光注视着孩子为梦想而挣扎努力的过程，主角虽是儿童，但镜头也让观众看到了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我们同样在《风中飘絮》、《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手足情深》等等影片中看到从偏僻的乡村到热闹的都市，从教室到伊朗边境，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中(一块玻璃、一张纸币……)展现孩子心灵里引起的波澜，而这一切却不受成人所重视。儿童电影成了伊朗弱势群体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不但引发对人性善与恶的反省和思考，而且了解了伊朗普通人的人情世态，风俗习惯。

在伊斯兰国家女性是处于社会的低层，她们在宗教、男权、道德等种种重压下艰难地生活着。描写女性本是禁忌，但伊朗有勇气的导演还是将他们的目光移向了伊朗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用电影镜头记录伊朗女性的生命历程。代表性作品有：贾法尔·帕纳希的《生命的圆圈》、还有反映婚姻生活的《女人花》、“马克马巴夫之家”的《女人三部曲》和《坎大哈》等。伊朗电影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生命圆圈》中先后蹲过监狱的八九个女性：渴望回到故乡的拉各斯、未婚先孕被父亲哥哥抛弃的伯利、抛弃孩子的母亲、堕落沉沦的妓女，隐瞒自己记忆来维护幸福的医院护士艾尔等，《女人花》中美丽而隐忍的勒纳，《下午五点》梦想成为女总统的阿富汗少女诺格拉，她们具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却面临着共同的悲剧命运，她们本应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人类美好情感都被社会冷酷的世俗规则所扼杀。电影人通过对女性的关注反思自己民族的生存哲学和道德信仰。

伊朗电影对人内在的精神品格挖掘和对理想尊严关注，不仅存在于弱势群体，还通过社会各个阶层反映出来。阿巴斯的《橄榄树下的情人》是对成人世界的生命感怀。侯赛为将来孩子教育，希望娶有知识的塔赫莉，于是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追求，影片最后少男少女穿越郁郁葱葱的橄榄树的4 分钟的长镜头，充满诗意的画面表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尊重，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萨米拉的《黑板》用黑板作为线索，表现伊朗和伊拉克边境地区库尔德人流亡的历程，影片也是对战争影响下的个体命运的人文关怀。

二、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和伦理道德

“每一部影片都具有一种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观点”。伊朗是伊斯兰国家，电影作为一种传媒，是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反映，所以伊朗电影的影像背后有着很深的宗教文化根源。伊朗是伊斯兰民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根本经典，它蕴含的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充分体现在它对人的生命以及人的价值的爱护和尊重，在电影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便是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它是一部表现伊斯兰民族生命哲学的电影，影片中一位中年男子在寻找在他自杀后帮助他埋葬尸体的人，在他先后与库尔德士兵、阿富汗籍神学院学生、博物馆的老者对话中，电影形而上地审视了人们的生死观，完全是人性的拷问，同时力图通过人们自身的自悟过程来达到人性的极致。《生生不息》是阿巴斯曾获戛纳电影节“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的影片，影片讲述了伊朗大地震后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拍片的旧地，去寻找原先影片里的小演员。影片通过父子俩沿途的所见所闻，让人看到伊朗人民在天灾面前宁静、坚韧、乐观的品格，孩子照常玩他的蚱蜢，年轻人照样结婚，大家照样收看世界杯足球赛，一片废墟上呈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这正是伊朗人民对生命、对自身价值执着的体现，也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影射。

伊斯兰民族虔诚、坚忍、行善、克己、亲爱友邻、享受今世生活，这些伊斯兰伦理文化都在伊朗电影中所展现的伊朗人民

生活中得以淋漓体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艾哈默德执着地往返于两个村落之间，在导演的长镜头中我们体会到了主人公的坚毅、善良，《白气球》中一位老妪领着孩子寻找买金鱼的钱，我们看到行善、和睦，在《女人花》中看到女主人公的隐忍克己，这些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人文精神最基本的特征。伊朗电影人在歌颂真善美同时、也在揭露伊斯兰社会中的假恶丑，伊朗虽然经历战争和自然灾难，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伊朗进入了社会现代化过程，在这过程中，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挑战，在《谁能带我回家》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位年老的妇女在广场的椅子上跟邻座说，她孙子六岁但儿子儿媳不让她照看，怕她的乡音影响孩子，下一辈的处世方法脱离了传统的轨道，让这位母亲十分困惑。在《天堂的颜色》中盲童墨曼纯洁可爱、热爱生命，而父亲自私冷漠，他为了续弦，将墨曼送到盲木匠那儿学徒，祖母在寻找墨曼途中淋雨生病而丧命，电影中儿童、成人、老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便是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冲突的一种隐喻，镜头对准这些冲突时，倾注了导演人道主义情怀，也寄予了美好希望，在《天堂的颜色》影片结局中，父亲唯一的儿子被山洪冲走淹死了，在父亲痛苦悔恨中墨曼的一只手在阳光下慢慢蠕动，这样别具匠心的影像设计隐喻着人性的复苏。

三、纪实风格和长镜头

伊朗影片在表达人文观念时，便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影像风格和文化内涵，那就是伊朗影片中体现的纪实风格。伊朗电影人用纪实性手法不但纪录了伊朗原生态的生活，还体现了电影人清醒的主体意识，对本民族人民深情的人文关怀。

影片所追求的纪实风格首先体现在导演对长镜头的运用。安德列·巴赞认为：“景深镜头使观众和影像的关系比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更为贴近。因此，可以说，不论影像本身内容如何，影像的结构就更具真实性”，它尊重感性的真实空间和时间。长镜头的运用能还原时空的完整性，给人一种亲切感、真实感，伊朗导演善于用长镜头来透视人性。阿巴斯说“大远景镜头也是一种特写”，他用长镜头对人物心理情绪进行细腻刻画和准确把握。在《生命的圆圈》有一个三分钟的长镜头，是一位母亲在抛弃孩子后在街上独行的片段，周围的吵闹喧嚣对她毫无感觉，这正是母亲疲惫痛苦的写照。《醉马时刻》中牲口烂醉如泥那一段艰难跋涉的场景时，呈现出少年阿尤布坚韧不拔的人性美。伊朗电影中的长镜头让观众间离地旁观地观看了伊朗人民(包括社会的边缘人、国家边境人民)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家庭结构，宗教信仰，梦想与现实，表达了超越语言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就是长镜头的纪实风格。

为追求生活本色、实况效果，伊朗导演大量使用实地拍摄，同期录音；为追求表演风格的自然本色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导演常用手持摄影拍摄主观视点镜头，这些纪录片式的拍摄方法使得伊朗电影呈现了纪录片的风格，他们像纪录片一样纪录人们生存状态和生命流程。阿巴斯的《特写》对一件行骗案进行追踪，他将纪录片风格和个人风格巧妙结合，给予了行骗者人道的关怀。《坎大哈》用记者纳法斯报道的形式整合着一段段纪录性的镜头，推动着情节发展。

总之，伊朗电影主题是写人、人生、人性、命运，让电影回归到电影传统、回归为人的艺术，把镜头焦点集中在普通小人物身上，苦难的人们身上，让人沉醉于其电影原始的美。伊朗电影正是以这样的人文观念，在当下人文缺失的视听界带来很多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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