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摘要]当今时代，世界能源竞争焦点从传统的资源掌控权、战略通道控制权向定价权、货币结算权、转型变革主导权扩展。能源生产消费国利益分化调整，传统与新兴能源生产国之间竞争加剧，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加速重构。本文回顾了全球主要国家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国际经验，阐述了中国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策略。

[关键词]能源金融能源战略 能源目标

能源金融（Energy Finance）是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优化能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配置。能源金融不仅为传统能源市场提供风险管理工具，而且为新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激励手段。更重要的是，能源金融还将影响并参与全球能源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涉及能源领域的方方面面。能源金融战略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能源战略、金融战略与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当今时代，世界能源竞争焦点从传统的资源掌控权、战略通道控制权向定价权、货币结算权、转型变革主导权扩展。能源生产消费国利益分化调整，传统与新兴能源生产国之间竞争加剧，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加速重构。在这种复杂背景下，本文回顾了全球主要国家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历史经验，闡述了中国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主要策略。本文将为中国发展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提升国家在全球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提供有益借鉴。

一、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目标

1.增强能源市场势力

能源行业具有准入门槛高和规模效应的特征。能源勘探开发、油气管道或消费网络，需要投入巨额资本，且投资周期长，投资期间还可能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动荡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跨国能源公司借助国际资本运作实现能源产业的整合与优化，不仅有助于提升跨国能源公司的市场势力，而且有助于实现一国能源战略目标。

以石油行业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石油公司为了应对全球石油格局变迁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能源公司崛起等一系列挑战，普遍采取了并购、重组策略，实现一体化、规模化的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以埃克森一美孚公司、英国石油（BP）公司、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美国康菲公司、雪弗龙公司、道达尔公司等超级跨国石油公司。

作为发达国家能源金融战略的重要一环，跨国能源公司利用资本运作手段，提升公司资产规模和运营能力，扩大市场占有率，最终实现能源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塑。能源产业资本运作，巩固了发达国家及其能源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和市场势力，为发达国家优化能源布局，实施能源战略奠定基础（林伯强，黄光晓，2014）。

2.塑造能源货币体系

能源货币体系是关于国际能源贸易、能源金融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安排。能源货币体系对全球能源价值链的利益分配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变为不钉住黄金的美元本位制（罗伯特·蒙代尔，2003）。以石油美元（Petro-Dollar）为核心的能源货币体系是维系不钉住黄金的美元本位制的重要支柱。

二战以来，美国通常有计划、悄无声息地捍卫美元地位（M.J.Paulus，2012）。但是伴随欧元等国际货币的兴起，美元在能源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其他新兴国际货币的挑战。例如，与美国处于对峙关系的委内瑞拉、伊朗等石油出口国一度使用欧元进行国际石油贸易的计价结算，俄罗斯也希望将卢布作为国际能源贸易的计价结算货币。

目前，不管是欧元还是卢布，都无法大规模取代美元作为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美元之外其他新兴国际货币在能源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程度与现行的能源货币体系相关，主要取决于首要国际货币是否愿意让出一点“地盘”来，其次才取决于其他货币的国际信用程度等因素。对此，中国货币当局具有清楚的认识：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看，主要是扩大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使用，而不应过多强调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周小川，2012）。

3.提升能源配置能力

历史上，传统的能源定价机制是在能源现货交易或能源贸易长期合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伴随国际能源市场结构的变化，能源市场的参与者对于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日益紧迫。为给国际能源市场提供价格发现和对冲风险的工具，能源期货、期权以及其他场外衍生工具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了场内和场外互补的能源金融市场。

作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相互联动、融合、渗透的复合市场，能源金融市场将能源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能源金融市场优势，提升了其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定价权。目前，以美国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原油交易所为中心的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期货合约价格已经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现货交易、长期合同的主要参考价格（林伯强，黄光晓，2014）。

通过实施能源金融战略，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可以左右国际能源价格，甚至影响他国的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总之，能源金融战略的成功实施，提升了发达国家能源配置能力和成本转嫁能力。

4.提供能源创新激励

能源金融战略除了为传统能源贸易提供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外，还通过金融创新实现节能减排的市场化运作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化转变。世界各国早已认识到传统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今天，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能源科技风险投资等业已成为各国能源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提供能源创新激励的金融工具箱中，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白色证书交易）、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绿色证书交易）、能源科技风险投资、能源产业投资等。这些金融创新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实现（林伯强，黄光晓，2014）。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在能源金融创新领域抢占先机，在激励能源创新发展的同时，为金融业拓展发展空间。以排放权交易为例，2006年启动的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是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灵活机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第一个采取强制性减排措施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目前，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已经形成了场外、场内、现货、衍生品等多层次市场体系（林伯强，黄光晓，2014）。

二、能源金融战略历史经验

1.能源金融战略的酝酿阶段

人类社会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并形成能源产业是从蒸汽机的使用开始的。18世纪60年代，伴随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各国对煤炭的需求快速上升。至18世纪末，英国伦敦取代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首要的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当时的国际货币。19世纪中叶，英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3，控制了欧洲煤炭市场（魏一鸣等，2012）。

19世纪60年代活塞式内燃机的发明，引发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1859年，德雷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打出全球第一口工业性油井。此后，世界石油产量猛增，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在全球石油市场上始终占据统治地位。1890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领导的标准石油公司成为全美最大的原油生产商。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被美国最高法院分割后所形成的几家较大的石油公司连通英美其他几家石油公司组成石油史上著名的“石油七姐妹”，即埃克森、美孚、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童媛春，2009）。上述七家公司垄断了全球大部分石油资源，同时与美英两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魏一鸣等，2012）。

该阶段的世界石油市场对石油需求方，尤其是石油市场的控制方有利，他们的能源战略和经济安全可以得到很好保障。除了美英少数工业国，大多数石油进口国的能源安全得不到保障，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总之，捍卫世界能源市场的既得利益成为美英等国实施能源金融战略的根源。

2.能源金融战略的起步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全球石油资源格局变化（例如，世界石油资源格局由美国墨西哥湾转向中东波斯湾）、产油国国有化运动、及全球石油市场竞争加剧等新形势的出现，石油定价权由美英国际石油公司垄断阶段过渡为由主要石油出口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垄断一竞争阶段，开始了OPEC对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

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逐步获得世界石油市场主动权，损害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既得利益，削弱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影响力，加之石油地缘政治等因素，最终导致OPEC时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世界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及随后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使西方国家经历了二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即“滞涨”（Stagflation）。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得支撑强势美元的金融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寻求支撑美国经济和美元地位的新支柱，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规定沙特货币当局可以购买在竞拍机制之外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政府保证沙特资金的安全，而沙特同意确保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结算货币。由于沙特在OPEC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该协议进一步拓展至整个中东地区。至此，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成功將美元与石油捆绑，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魏一鸣等，2012）。

尽管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却为英美石油“七姐妹”以及纽约、伦敦的大型金融机构带来了丰富回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石油美元（Petro-Dollar）定价机制和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实现了基辛格博士的“石油美元再循环”计划。相比之下，德国、日本等工业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高于美国（魏一鸣等，2012）。

此外，为降低石油供给中断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石油价格震荡，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推出石油期货交易，石油期货市场对此后全球能源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

3.能源金融战略的成长阶段

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之后，全球能源市场进入能源金融化发展时代。由于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给跨国石油公司带来了巨大市场风险，旨在规避市场风险的能源衍生品实现迅速发展。1978年，取暖油（Heating Oil）期货合约在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成为最早的石油期货交易品种。1981年纽约商品交易所推出汽油期货合约，1983年又进一步推出西德克萨斯（WTI）轻质原油期货合约。1988年，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推出北海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合约。

到了21世纪初，全球石油市场主要包括五大现货市场和三大期货市场。五大市场分别是西北欧市场、地中海市场、加勒比海市场、新加坡市场、美国市场，三大期货市场分别是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以及近年来兴起的东京工业品交易所。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能源期货与期权交易量约占三大交易市场总量的60%，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全球原油贸易的50%左右都参照布伦特原油定价。日本的石油期货市场尽管历史较短，但交易量增长很快，在亚洲的影响力有所增强（魏一鸣等，2012）。

国际石油市场格局决定了石油定价机制。在新世纪初，全球每年石油交易量在130多亿吨左右，通过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只有20亿吨左右，因此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定价中发挥重要作用（李国俊等，2005）。由于石油期货合约大多以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

4.能源金融战略的成熟阶段

伴随能源金融化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石油等化石能源所具有的可耗竭资源的商品属性和日益突出的金融属性，使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牟利的对象。伴随国际金融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使得石油等能源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价格趋势更难预测，国际能源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偏离了套期保值（Hedge）的发展初衷，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炒作（Specula-tion）的场所。仅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合约单日平均成交量已达到全球正常石油需求的数倍之多。与此同时，国际金融资本还积极介入能源产业发展，历次跨国石油公司的并购和重组都有国际金融资本的身影（魏一鸣等，2012）。

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日益提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对全球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节能减排成为主要国家能源金融战略的新热点。伴随碳排放交易等环境金融创新的出现，能源市场的内涵更为丰富，边界更加广阔，能源创新模式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新趋势。这些创新模式的形成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而能源市场与金融市场更深层次地融合，预示着能源金融战略步人更加成熟的阶段。

三、中国能源金融发展环境

1.能源金融战略的国际环境

（1）多极能源格局。全球能源消费重心加快东移，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基本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亚太地区成为推动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美洲油气产能持续增长，成为国际油气新增产量的主要供应地区，西亚地区油气供应一级独大的优势弱化，逐步形成西亚、中亚一俄罗斯、非洲、美洲多极发展新格局。

（2）能源供需宽松。美国页岩油气技术革命，推动全球油气储量、产量大幅提升。液化天然气技术进一步成熟，天然气全球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并从区域化向全球化转变。非化石能源发展迅速，成为全球能源供给新的增长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下降，能源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但未来全球能源需求量仍将继续上升。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2011年报告预测，全球能源一次能源总需求将在2010年至2035年期间增长约1/3，在现行政策、新政策和“450ppm碳浓度”三种情况下，2020年分别达到151.2亿吨标准油、147.7亿吨标准油、141.9亿吨标准油，2035年分别为183.0亿吨标准油、169.6亿吨标准油、147.7亿吨标准油（魏一鸣等，2012）。

（3）能源低碳发展。全球能源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天然气消费比重已经超过30%，2030年天然气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品种。欧盟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已达15%，预计2030年将超过27%。日本福岛核事故改变了全球核电发展进程，但主要核电大国和一些新兴国家仍将核电作为发展方向。

（4）能源科技革命。能源科技创新加快推进，新一轮能源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以智能化为特征的能源生产消费新模式开始涌现。智能电网加快发展，分布式智能供能系统在工业园区、城镇社区、公用建筑和私人住宅开始应用，智慧能源新业态初现雏形。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能源科技创新作为走出经济困境，重塑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2.能源金融战略的国内环境

（1）能源消费结构。“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目标的关键期。煤炭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比重将显著提升，中国主体能源由油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双重替代过程将加快推进。

（2）能源供需形态。随着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太阳能新材料、低风速风电等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能源供需方式和系统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分布式供能系统将越来越多地满足新增用能需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在新城镇、新农村能源供应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3）能源发展动力。能源发展正在由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体制和发展模式创新将进一步推动能源清洁化、智能化发展。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逐步由传统高耗能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现代制造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等将成为新的用能增长点。

（4）能源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入实施，推动能源领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开放交融，有利于全方面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形成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新格局。此外，中国推进能源科技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例如吸引外国研究人员共同参与核聚变能源开发。

四、中国能源金融战略实施

近年来，中国积极实施能源金融战略，初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金融体系，用于防控能源风险，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合作。第一、完善传统能源金融市场。截止2016年末，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已先后推出石油瀝青、燃料油、焦炭、焦煤、甲醇、动力煤等能源类期货品种。第二、综合运用能源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绿色信贷等，开展可再生能源投资，提升中国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影响力。201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的24%，位居世界第一。第三、探索区域能源金融市场。2013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探索原油、天然气等多种能源类期货和衍生品。第四、推进环境金融和碳金融发展。2008年8月，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成立；同年9月，由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参股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遵循能源发展“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国际合作”的战略思想，实施能源金融战略。将健全能源金融体系，作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支点。

1.能源金融政策

建立能源产业与金融机构信息共享机制。分离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推动能源投资主体多元化。扩大地质勘探基金规模，重点支持和引导非常规油气及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和国际合作，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及重大装备的支持机制。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和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及配套措施。

2.能源金融创新

鼓励金融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创新能源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创新型能源企业融资渠道，提高能源金融直接融资的比重。支持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动发展碳租赁、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推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投资产品，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运用外汇储备，完善国家能源储备体系。推动区域性能源交易市场创新，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提升中国能源话语权（周小川，2015）。

3.能源金融市场

稳步发展能源期货市场，鼓励市场主体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推进原油期货市场建设。探索组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权交易市场，创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投融资机制。支持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进一步明确绿色债券的界定、分类和披露标准，培育第三方绿色债券评估机构和绿色评级能力。建立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制度安排。建立绿色产业基金和多元化的能源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周小川，2015）。

4.能源金融机构

加强能源政策引导，支持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为节能提效、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能源项目建设融资，加大担保力度。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绿色信贷机制。通过绿色金融再贷款、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进行绿色评级等手段，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充分发挥征信系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支持商业银行建立绿色金融事业部（周小川，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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