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及启示

[摘要]西方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已形成危险的思维定势：把科技等同于工具理性本身，不断放大科技活动的负面效应，甚至否定科技本身。这种“等同”与“否定”，丧失了扬弃科技异化的实践根基。必须用辩证实践的眼光审视科技，把握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当代中国既要大力发展科技，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立场，防范科技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成工具理性。

[关键词]科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85-03

西方近现代思想家对科技异化的批判成果表明，科技不能沦落为工具理性，必须用价值理性弥补工具理性的缺陷。由于对科技异化的实践根基缺乏深刻把握，许多西方思想家陷入唯心主义误区。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才能洞察科技异化的实践根源，把科技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科技异化的西方批判成果

韦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他指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以“工具一目的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证明了工具理性的威力。但是，工具理性无节制追求利润的取向消解了崇高的价值理性，其结果是人类价值和意义的丧失。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对应于韦伯的工具理性，客观理性对应于韦伯的价值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随着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于一种更巧妙更精致的统治即借助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的心理，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腐蚀着客观理性（价值理性）。“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而然地，经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整合韦伯与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把理性分为批判理性与技术理性。批判理性类似于韦伯的价值理性和霍克海默的客观理性，目标是人的自由解放；技术理性类似于韦伯的工具理性和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目标是功能和操作。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已经取代批判理性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为了说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尔库塞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两个概念：“真实需求”是指未被支配的人的自主需求；“虚假需求”是指由资本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技术理性的扩张不仅形成了隐秘的统治权力，也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人类既没有了古典理性中的整体和谐，也失去了近代启蒙理性中的人性关爱。

启蒙运动以来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质是批判征服性、扩张性的工具理性，即通过指出片面的科技即应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阻碍作用，阐释价值理性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科技作为“真”，本应推动“善”，提升“美”，使人性逐渐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资本主义时代科技的片面运用即工具理性的扩张，既导致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

二、扬弃科技异化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近现代西方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尽管具有再启蒙的文化意义，但是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的误区。霍克海默认为，同科学相比，哲学“力图解决那些科学没有涉及或者科学无意识涉及的难题”，具有科学所不具备的批判功能。只有形而上学才能给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赋予价值和意义，“形而上学赋予他的实存以意义，说明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命运只是暂时现象。形而上学断定，通过人的内心决定，通过形而上的人格自由，现象世界才有价值。形而上学涉及的是本来的、真正的实存。”马尔库塞同样认为，哲学发挥批判功能的工具是哲学理性：“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方式。……哲学以理性的名义，领悟到本真的存在观念……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一切并非自然而然地是或已经是合理的，相反，现存的一切必须被带到理性面前。”

其实，“本来的、真正的实存”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对此，马克思指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一尽管以异化的形式一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

这就是说，作为科技应用的物质生产实践，是解读现代历史的基础。只有立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外化、异化、异化扬弃，而不是立足抽象思维的外化、异化、异化扬弃，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及扬弃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科技的使用，并形成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统一社会规范，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对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促使资本家在经济竞争中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导致了机器排斥活劳动的普遍现象，技术不断进步的新机器把经济弱势的各个阶级陆续排挤到现代文明的边缘。活劳动的减少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来有利于全社会成员缩短工作日，共享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然而，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却阻碍了科技进步成果的全社会共享，科技进步仅仅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狭隘冲动，科技的资本性取代了科技的人本性，工具理性遮蔽了人性的光辉。

尽管洞察科技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马克思仍肯定资本主义相对封建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相信凭借科技积累起来的现代生产力终将突破资本外壳，成为人类共同财富，促进价值理性的增长，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英国通过蒸汽机使社会革命化了，夺得了世界市场，越来越把所有那些从历史上看已经衰落的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从而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大决战打下了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的价值理性，和合、中庸、大同等人文价值追求始终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主导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孕育出了灿烂、辉煌、厚重的中华文化。然而，以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德轻智、重礼轻法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政治取向，使中国丰富的价值理性长期停留在理想、观念层面。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必要发展，缺少科学理念推动的思想启蒙，缺少保障个体权利的法治设计，价值理性丰富的古代中国陷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泥潭，产生不了内生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

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深入阐释了导致中国近代危机的总根源在于政治专制、社会封闭、思想保守。他写道：“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封闭的自然经济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温床，是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即“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土壤；只有打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性”，才能推动现代分工发展、市场交往扩大、科技前进步伐，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1853年7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辩证评价了英国资本主义统治印度的后果，指出印度的唯一前途是发展以科技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从马克思的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科学与民主是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愚昧与专制是互相强化、彼此守护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追求科学与民主，并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凭借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红利在短时期内奠定了工业化初步基础，实现了“两弹一星”的民族自强梦想，为帝国主义包围、威胁下的新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扎实根基。社会主义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立场，既全面引进、消化、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又自觉防范科技异化倾向，以避免科技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成工具理性。

在科技与人本、效率与公平的日益良性互动中，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愈加坚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让古老中国的丰富价值理性，凭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逐步得以实现。这体现在对内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对外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我们既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科技成果，又要用和平发展之“中国道路”改变世界霸权主导下的西方思维模式；既肯定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又要用和而不同之“中国精神”诠释一种更全面、更人道、更和谐的人类现代性；既借鉴西方理性精神，又凝聚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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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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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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