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新型工业化战略选择

[内容摘要]工业革命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生产方法和组织方式出现大规模更新和实现系统性变革的过程。新工业革命表现出能源基础清洁化、生产工具智能化和生产对象丰富化的生产技术演化特征，并已经在国际产业分工、微观生产组织和技术创新模式方面对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法产生冲击。尽管面临着诸多的现实挑战，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错失发展机会的情况下仍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选择应紧紧围绕实现“技术-制度”时空耦合的目标，以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来形成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共鸣。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技术-制度”时空耦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工业革命

一、“技术-制度”时空耦合与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机制

（一）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

新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均衡分析方法实质上是在假定技术既定不变的前提下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根据这一假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经济终会形成一个静态均衡的资源配置。演化经济学则认为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生产函数就可概括的，由于技术本质上是不可完全编码化的信息，对技术的组织能力就成了使用技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摈弃“技术-制度”二分法后，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和制度是协同演化的，一方面技术进步受制度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会影响制度结构的演化。演化经济学对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共鸣。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只有在技术和制度实现协同演化时技术进步的建设才会加快。

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演化过程。技术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过程中的产物和结晶，是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有关改造自然的全部知识集合。技术演化恰是这些知识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深化的结果。制度则是人们在历史的、具体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知识集合。制度演化是各主体间“新连接”的建立过程。只要生产实践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质变，重新建立连接就必然改变知识结构，使制度演化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一方面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是缓和知识不完全性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因知识不完全性问题造就了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这也使得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并不总是一致的，技术与制度的时空耦合是经济演化中的特殊情况。

（二）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机制

工业革命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生产方法和组织方式出现大规模更新与实现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从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的视角来看，知识存量的加速增长和知识结构的激烈重构正是社会生产实践中知识演化进程突然加速的结果。工业革命发生的“技术-制度”演化条件是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交汇，并实现技术与制度的时空耦合。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相交汇，使知识演化加速的条件突然具备，知识存量在重建的知识结构下获得广阔的增长空间和积累载体。社会生产实践的革命最终都体现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具体形式的改变，体现为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之间矛盾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知识演化的突变式加速直观地表现为社会生产方法（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的全面革新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质变重构。换言之，“技术-制度”的时空耦合是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因。

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技术-制度”时空耦合具体表现为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运用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建构之间的耦合与互促关系。一方面，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运用须以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合理建构为前提。新的社会生产力必须有新的经济权力以新的支配方式来占有和控制，这种占有和控制为将新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实践提供了动机与激励，甚至新科学技术产业化运用本身也成了对经济权力的“强制性命令”。另一方面，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运用也为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成功建构创造了条件。新科学技术如果没有被创造出来，或者将这些新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实践的物质条件尚不具备，那么即便建构出一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也不会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适时地完成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形成“技术-制度”的时空耦合，是为工业革命积攒动力的关键举措。

二、历次工业革命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建构

按演化经济学者的划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50年）以蒸汽动力的普及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1850-1950年）以石油和电力技术的普及为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1950年至今），即以计算机技术普及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成功

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不仅使英国最终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更标志着英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瓦特在1782年成功改良的蒸汽机掀起了大范围产业革命，英国工业生产突飞猛进。1839年英国生铁产量达134.7万吨，比同时期法国和美国生铁产量总和还要多至少一倍；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超过50%；1870年英国铁路长度达13500英里，同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高达22%，比美国和德国加在一起还要多。英国的成功恰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具备了“技术-制度”时空耦合的条件，使得工业革命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相互促进、相互巩固。

新航路开辟是英国开始具备“技术-制度”时空耦合条件的重要事件。开辟新航路带来的羊毛业和毛织业的繁荣促使新贵族阶层形成，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新兴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使运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成为资本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生产规模的日渐扩大使工厂制度成为一种必要的、日渐普及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机械大工业和工厂制度的结合成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前提。但由于受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约束的英国企业不愿意为引进新技术和淘汰旧设备投入资金，“技术-制度”时空耦合条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消失，英国工业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逐渐衰落。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美国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

1914年，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1860-1914年，美国制造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14年美国制造业产出规模是1860年的12.5倍，人均工业增加值是1860年的4倍多；1909年美国制造业主要动力中有21%来自电力，191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0%，1929年则上升到75%。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得的惊人飞跃，恰是以电力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与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形成“技术-制度”时空耦合的结果。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是美国具备“技术-制度”时空耦合条件的转折点。南北战争结束标志着美国确立了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石化工业、电力工业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使资本集中和大规模生产成为一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垄断寡头组织在社会生产组织方法构建中的地位上升：1879年标准石油公司提炼了美国90%的原油，拥有了美国80%的输油管线。石油和电力驱动的重化工业与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的寡头制度形成了对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来说最有力的“技术-制度”时空耦合，使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成为“超级大国”。

（三）英关两国工业革命对我国工业化的启示

首先，实现“技术-制度”的时空耦合是在工业革命中占尽先机的前提。英美两国之所以分别在两次工业革命中拔得头筹，恰是因为两国均比其他国家更早的达到了“技术-制度”时空耦合的条件。工业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过程，离开了“技术-制度”时空耦合就难以顺利展开。既不能只重技术革新而忽略制度变革，又不能盲目追求制度优越性而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

其次，积极创造有利于本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是工业革命顺利推进的保证。英美两国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均努力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英国打造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殖民体系，美国则巧妙运用贸易保护政策呵护本国工业。一国在工业化起飞和加速的过程中，既要适当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利用国外资源，又要夯实本国工业基础，协调国内资源。

最后，妥善处理本国工业化中的各种矛盾是工业革命平稳发展的基础。英美两国均在工业革命中较妥善地处理了不断涌现的矛盾问题。英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了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妥协，美国则通过南北战争处理了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奴隶主集团的矛盾。工业化进程中能否实现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关系到能否将工业革命面临的阻力最小化。

三、新工业革命的技术演化特征及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冲击

（一）新工业革命中社会生产的技术演化特征

一是能源基础清洁化。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虽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可靠的能源基础，但石化能源的不可再生和高碳排放强度使得人类不得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寻找新的能源基础。里夫金甚至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新型通讯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以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核能为代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在世界主要国家能源生产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正稳步提高，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以及高速铁路等新兴交通系统也正悄然走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是生产工具智能化。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机械的使用和改良一方面极大地简化了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了产品生产的标准化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流水线上的劳动者不得不重复地完成简单枯燥的生产活动。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中指出，在数字制造时代人们可以在大规模生产和定制化生产间做出选择，两者都是可行的自动化生产方法。建立在广阔的清洁能源基础之上的新工业革命，将把社会生产的智能化程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一方面，生产者的创新成果将更顺畅地与智能化的社会生产体系相结合；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社会生产体系将更准确地感知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三是生产对象丰富化。能源基础清洁化和生产工具智能化不仅为生产对象丰富化提供了可能，也使生产对象丰富化成为一种必要。一方面，更广阔的能源基础和更先进的生产设备使得新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更加便捷，以前难以利用的材料也可以成为生产对象。比如，运用“3D打印”增量加工技术生产零部件几乎不会产生边角料，这就使得合金材料在零部件制造中的应用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拓宽能源基础和改进生产工具，人们必须努力发明并生产新的材料。比如，为了更好地利用氢能和生物能，就必须合成出更先进的储氢材料和燃料电池材料。如果生产对象丰富化的速度不能跟上能源基础清洁化和生产工具智能化的步伐，新工业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二）新工业革命对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冲击

一是国际产业分工的重塑。新工业革命中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分散式生产模式和低成本定制化产品加工方式，一方面为不发达国家凭借创意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沿国际产业价值链向上攀爬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劳工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在新工业革命条件下，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国家几乎可以在整条产业价值链的各个产业部门都取得竞争优势，不发达国家若不能抓住机会掌握并运用新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就有可能彻底排斥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之外。

二是微观生产组织的演变。在新工业革命条件下，生产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使得以大企业、大公司为表现形态的传统微观生产组织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些传统微观生产组织，一方面在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很难快速地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善于通过外包、风险投资等手段整合全社会各种资源的新型微观生产组织，正应新工业革命的感召而快速成长起来。

三是技术创新模式的变迁。新工业革命的开展要求技术创新以更快的速度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传统工业社会的技术创新模式已经跟不上这一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的科研探索和技术创新已经超出个别资本所有者甚至个别国家的财力所能支撑的限度，这就要求构建一种能够汇集全人类力量的技术创新模式；另一方面，众多个性化、应用性的技术创新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能以很低的成本实现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结合，这就要求构建一种能够使创新想法迅速转变为现实产品的技术创新模式。

可见，不论是从宏观国际环境层面来看，还是从微观个体行为层面来看，新工业革命已经给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执意固守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只会错失“技术-制度”时空耦合的战略机会。

四、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挑战与选择

（一）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近代以来，“技术-制度”时空耦合条件的缺失使中国遗憾地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必然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之“新”，恰是要求中国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中能够以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来为新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创造制度条件。

一是实现技术跨越的客观条件成熟。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够成功，依赖于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丰腴程度。在资金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巨大社会财富使得中国实现技术跨越有充足的资金来源。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达19143亿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为38213亿美元，国家财政实力空前强大，可以有力推动产业结构战略升级；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年末余额达107.1万亿元，但各项贷款年末余额仅为76.6万亿元，尚有大量民间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和增值机会。在技术方面，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迅速提升的科研实力使中国实现技术跨越拥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标签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工业推广的基础良好；2013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1906亿元，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4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002家，全年授予专利权131.3万件，授予发明专利权20.8万件，签订技术合同29.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7469亿元，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研发和交易体系。在人才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使中国实现技术跨越有广泛的人才支持。仅在2013年，全国毕业研究生达51.4万人，高等院校本专科毕业生达638.7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678.1万人，可以说中国可以充分满足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各个层次、各种技能的人才需求。

二是实现制度创新的社会环境良好。一方面，以改革促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制度创新的阻力较小。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使改革成为了时代主题，民众对改革话题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相比于苏联和东欧地区实行的激进式改革方式，中国民众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有更高的认可度。民众对改革中的失误保持着较高的宽容度，使得政府官员等制度供给者在推行制度创新时面临较小阻力，对失败的制度创新可能对其政治生涯的不利影响也有较清晰的预期。另一方面，制度创新有明确的创新目标和实施机制。在创新目标方面，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明确而连续的经济改革目标设定使制度创新的决策成本大为降低。在实施机制方面，渐进式改革方式让中国有较宽裕的时间通过不断的“试错”来选择最有效的改革方案加以推广。“先设立改革试点，成功后再加以推广”的制度创新模式，既可以创造对比各改革方案实施效果的机会，又可以避免莽撞地实施全面改革带来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现实挑战

一是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发展任务的历史重合，技术跨越难度大。传统工业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转变的产业结构变迁。2013年，全国就业人员7697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占到49.6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下降到10%。中国传统工业化任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新工业革命的酝酿成熟使中国面临日益急迫的新型工业化任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要同时实现传统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中国需要跨越很高的技术门槛。以手机制造业为例，2011年我国手机产量就已经达到11.3亿部，当年出口总量达到8.8亿部，但众多中国企业还赚不到1%的市场利润。中国手机制造业仍停留在简单的组装加工层面，在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缺乏技术储备，未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

二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环境保护目标高度叠加，目标协调难度大。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城镇收入最高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收入最低户的22.16倍，2009年这一差距达到30.22倍，经过几年政策调控后，2012年该差距仍达27.56倍。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为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隐患，我国社会稳定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此外，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普通民众感受深切的社会问题之一。2013年冬季京津冀地区严重雾霾天气表明，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件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生存权利的战略问题。在保持平稳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好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国新兴工业化面临的刚性目标约束。

三是面临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变革重组的敏感时期，战略取舍难度大。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把握住较为和平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但在新工业革命渐成风起云涌之势的历史转折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出现深刻调整。美国刚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脱身就推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试图永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政治、军事上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经济层面上美国则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贸易政策上美国加入并主导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力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抢夺绝对话语权。如何在新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是中国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战略难题。

（三）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应围绕实现“技术-制度”时空耦合的目标，以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来形成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共鸣。

一是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重构过程中重视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新工业革命使个性化、小批量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创造和激励各种微观经济个体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规范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产品流通市场、金融服务市场等微观市场的运行，为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发挥其创新才能并参与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制度支持。另一方面，新工业革命在使能源、交通、通信等社会生产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改造变得迫切的同时，还使尖端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必须依靠组织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科研攻关和产业协作。这就要求我们在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职能的同时适当发挥政府“举国体制”的作用，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资源在生产基础设施、重大技术创新等关系到新型工业化整体推进速度的瓶颈领域早日取得突破，为新型工业化的跨越式技术革新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以技术革命带动产业革命，进而带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为解决当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派生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当前我们面临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是既定技术基础上构建的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必然派生的问题，是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只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协调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环境保护三重目标，就必须摒弃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以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智能生产等尖端技术的产业化为突破口，带动能源基础、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全面革新。为此，须以设立国家技术标准为突破，明确落后生产技术的淘汰清单，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倾斜加速落后技术的淘汰与新技术的应用。

三是加快技术跨越和产业结构优化，争取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经济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仅仅依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是难以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经济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的，要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经济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是在吸收借鉴他国工业化成果的基础上，以技术跨越为突破口，抢在发达国家之前实现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并以此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提升产业竞争力，最终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甚至国际）产业分工和经济贸易格局。中国应在能源基础、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三个方面展开密集的科技攻关与产业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技术条件。要在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社会培育机制，既鼓励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形成合理的长期利益分享机制，使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责任编辑：张友树

推荐访问:演化 工业化 视角 经济学 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