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录片中的“真人秀”

《故宫》中的光绪帝选后，《圆明园》里的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牡丹台相会，这些原本只在文献资料或者皇家密典中以文字形式描绘的历史瞬间，今天却以影像的样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很显然这些画面并非对当年盛况的实景拍摄，而是今天的导演依据留存下来的文字记载对当时情景的再现，因此，有媒体把这种由今人扮演古人，再现历史场景的表现方式形象地称之为“真人秀”，事实上，它在纪录片业界有个专门称呼，叫做“真实再现”。

中国的纪录片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时也肩负着过多的宣传、鼓动功用，虽然他们大都主题深刻、内容翔实、制作用心，但是缓慢的节奏、呆板的形式，使他们很难有什么亮点可以勾起大众的兴趣，一直都停留在小众的视野之内。但是最近一两年，真实再现仿佛演变成为中国纪录片界的一场“群体性事件”，以《故宫》为发端，到《圆明园》和《新丝绸之路》，继而是《唐山大地震》，都争相用真实再现的方式回放那些早已遗失的历史片段。相较于西方的广为使用，真实再现在中国的资历尚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真实再现风暴，持不同观点的两派阵营随即分化出来。

首先是以业界为代表的支持方认为：真实再现的“真实”二字注定了这场再现是有根据的还原，不是凭空捏造，不是杜撰虚构，构筑于真实基础之上的再现不仅仅弥补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历史影像资料的不足，甚至对全片的画面语言起到一种支撑作用，它连接起了历史的断点，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感，使叙述更加流畅和生动，为尘封的历史、逝去的人物注入了非常鲜活的血液，更为可贵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对纪录片颇为陈旧的认知，为纪录片创作植入一种全新的观念。反对者则主要来自于学界，真实再现之所以引发学界诟病，确实有其应用不纯熟的地方，表现有二 ：其一，对真实再现的使用前提认识不清，历史纪录片必须要用影像去呈现，而在没有任何当时影像资料保留下来的情形下，选择真实再现实属无奈之举，也就是说当有别的纪录方式完全可以胜任的情况下，真实再现往往应成为最后的选择。比如《唐山大地震》中，真实再现在废墟里寻找父母的镜头就不如采访当事人，让他口述当时的情景更有震撼力。毕竟，复原历史就是不自觉间让自己和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纠缠在一起，即使考证得再严密，也难以保证还原的历史现场的每个细节都符合历史，最终会将自己陷入背弃历史真实的泥沼中。其二，一部纪录片中间夹杂的真实再现片段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不难分辨，但是当一部纪录片古老到被后世当作文献资料来观瞻时，那时的观者是否也能厘清片中哪些是原生态记录，哪些又是“搬演”和“重现”呢？这就需要现在的纪录片编导在纪录片的后期合成时在真实再现部分注明，但是这种必要的提示在实际操作中又遭遇到若干问题：一是许多“再现”时间很短，字幕来不及打出或者是观众来不及辨明字迹，画面就一闪而过；二是标示会起间离的效果，影响观赏氛围。一方是业界操作的难度，一方是学界的不依不饶，这对实践和理论的矛盾如何破解，还有待纪录片学者以及从业人员的共同求索。此外，真实再现潮流是否会淡化跟踪拍摄的纪录精神，颠覆纪录片的文献价值和观赏价值也都是让学界颇有抱怨的地方。

眼下中国纪录片与西方纪录片相比较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有纪录片资金投入上的、院线上映后票房收入上的、还有社会影响力和观众美誉度上的，但是这种差距究其根源是东西方在纪录片操作理念上的差距。中国的纪录片太注重纪录片在传授知识方面的角色定位，往往偏重于传达结果而忽视了传达效果，忽视了纪录片作为一个成熟的节目类型，同样有具备完整的叙事体系与多种多样表现技巧的权利，所以当中国的历史纪录片遭遇历史影像资料的缺失时往往选用口述历史，或是采用静止的图片及已有的影像资料来代替，囿于纪录片主题的严肃和对纪录片的传统认知的双重束缚，不会去寻求创作手法的突破，因此中国纪录片对于新鲜影视元素的始终不包容，使它融入市场、融入观众的速度总比期望中的要慢 ；而西方纪录片在取悦观众心理以及阅读市场方面的手段显然来得高明些，他们一面尊崇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一面又高呼好看是纪录片发展关键，在不违背纪录片真实的原则下，力求创作方法多元化，大胆利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段，丰富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增强其表现力，从而笼络人心，拥有高收视率。在多种艺术表现手段里面，将历史通俗化、影像化、可视化的真实再现给观众一种直观的“进入”历史事件的感觉，在愉悦观众耳目的同时，把纪录片所要传达的思想渗透进影像当中、把知识融进情节里面。

纪录片现代化处理手段除了被戏称为“真人秀”的真实再现以外，还有三维特效、flash动画、字幕等，这些手法在新近出品的一系列纪录片中都有体现，比如《故宫》中为了演示故宫如何从燕山脚下的一片不毛之地变身为巍峨宫殿，以及《圆明园》里，大水法的断壁残垣如何一寸寸“生长”、还原成康乾盛世时的模样，都动用了三维特效；而最为奇妙的是运用flash动画效果让故宫院藏古画里的一些人物都活动起来，如皇帝的登基大典以及农历新年皇帝在后宫的平民生活等。

当中国的纪录片以一个群体的态势，以真实再现为突破口来尝试创作手法的多元化时，他们需要的是支持的呐喊而非打压的咒怨，因为在一个“眼球经济”时代，纪录片制作者们为了赢得观众的注意，博得市场的好彩，赚得足够的票房而使出浑身解数都是无可厚非的。

历史纪录片的“真人秀”是中国纪录片多元化创作手法中的一种。无论是纪录片创作手法多样化还是纪录片的故事化处理都是中国纪录片告别正统与沉重走向娱乐与轻快的手段，只不过创作手法多样化是娱乐化的外衣，而故事化是娱乐化的内核而已。

国际上对好的纪录片有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戏剧冲突、画面可视性强、节目的故事性更有趣、更幽默，而这些无一不是纪录片娱乐化的追求目标。优秀纪录片所具备的动人故事和激烈的矛盾冲突不会削弱纪录片的严肃主题，而是让严肃主题接近观众，融入娱乐元素的纪录片在给观众知识启迪的同时，也挑起观众情感的波澜，引起观众的共鸣，由此可见，娱乐化的倾向是适应纪录片在当下的发展需要，是合乎规律的。

纪录片不仅仅是纪实艺术，它还是商品，作为凝结着创作者的劳动又用于交换的纪录片来说，在肯定其社会价值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其经济价值的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纪录片要生存、壮大就必须走出去，走市场化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经营纪录片的时候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操作，在纪录片制作与投放市场之前做足各方面的论证工作，使纪录片选题要“产销对路”，制作要工整精良，运作成本要考虑经济效益，只有这样纪录片才能获得较多利润，才能得到更多的赞助商青睐，吸引更多的资金注入到纪录片的创作中来，使之形成良性的循环。另外，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使中国的纪录片尽快地进入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①蔡元：《真实再现与历史纪录片》，2003年第2期，《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84页

②俞亮鑫：《纪录片能用演员表演？大量情景镜头惹争议》，西安新闻网，2006年7月30日

③杨光：《容与融》，央视国际2006年8月28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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