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纪录片创作的新变化

近几年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如《故宫》《徽商》《晋商》等凝视传统文化形态的，《西湖》《外滩佚事》《瓷都景德镇》等聚焦地域文化变迁的，还有今年透视中国美食文化的《舌尖上的中国》。与早年的《望长城》《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历史人文纪录片相比，这些作品在创作理念、表现手法和风格特色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从人文的视角解读历史，将历史、人物、考古、建筑、天文、动植物、现代生活、民族民俗与地域、文化相互融合，令观众在时间的变迁中感受历史的沧桑，在历史故事的再现中思考当下中国，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追求。

如何看待这些纪录片在表现历史传统与当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纪录片表现了什么样的创作理念。笔者访问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冷冶夫。冷冶夫曾经参与《让历史告诉未来》《毛泽东》《中华之门》《科学发展之路》等多部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创作，担任中国和国际纪录片评奖的评委，长期关注中国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发展。

“以历史真实之维度映射时代文化之内核”

冷冶夫说，中国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走过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大家对它的理解也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从新中国初期到80年代中期，纪录片数量规模不大，而且主要是从新闻简报的模式拍摄创作出来的，可以说是宣传品。所谓新闻简报，是以事为主、音乐打点，严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去制作。在这个时代，代表作有《让历史告诉未来》，比较偏向于宏大叙事、气势恢宏的解说词配合音乐，形成了解说词+画面的表达模式。后来到了一个属于作品的时代，由于纪实的出现，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个时期，有特色有个性的纪录片创作者很活跃，比如吴文光等，将镜头对准了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甚至边缘人群。现在看来，宣传品和作品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历史厚度和人文关怀，当前的历史人文纪录片，以关注地域性的文化事物变迁为内容诉求，在精神内涵上是对前人的继承和扬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从作品时代进入到制片人时代。这个时代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收视率，节目有一些浮躁。但也表现出一些优势，节奏快了，会讲故事了，会设置悬念了，更注重表达形式等等。

这几年，中国纪录片进入到策划人时代。策划人事先做预案，定位更加准确，编导拿着这个定位好的策划下去就能拍。

作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冷冶夫认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纪录片创作潮流，其实总体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需要，也阶段性地呈现了纪录片对当时文化内核的思考和观照。尽管历史人文纪录片创作者的题材发生着变化，但真实这个灵魂一直是纪录片创作者所秉持的行业准则。一是注重考证历史，注意口述历史的完整；二是注重说事实，而不是说口号方面的东西。

目前，中国历史人文纪录片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自《故宫》取得良好的口碑和市场效应后，现在的制作人倾向于大投入、高品质的制作方式，出现越来越多针对地域文化或某类文化形态而进行的纪录片创作。这些作品无论是主题表现还是叙事方式，都表现出了新特点。

比如《外滩轶事》，一个片子一千多万，在经费方面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过往的历史缺乏影像资料和见证者、亲历者，片子采用了不少重演再现。十年以前，中国纪录片创作开始运用重演再现，这种方法对表现历史情节有积极的意义。但我们现在要避免一个倾向，就是认为只要信息是真实的，就可以请演员表演。如果连讲话对白都是重演的话，那么重演再现超过50%，这部纪录片的创作真实性就值得商榷。纪录片还有一个底线，对于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需要抱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进行考证。纪录片是真实的，真实就是要以作品透视历史、折射人文，这样做才是对后人负责。冷冶夫赞同用视觉而不是声音来做纪录片，因为解说词是有指向性的，而画面是多意的。

“精品就要不断推动历史发现和审美发现”

在第22届“星光奖”纪录片大奖和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奖环节，《颐和园》《外滩佚事》《西湖》《望长安》等一批历史人文题材的纪录片备受关注并分别获得奖项。这几部作品给冷冶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相比于以前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几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突破性。

一是历史观的调整。在《外滩佚事》中，突破了通常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视角，西方商人在纪录片中少了“帝国主义”的嘴脸，多了外滩的建设者和中国民族资本家启蒙者的角色。

二是微观历史视角的切入。这些纪录片从“人”的视角、微观的视角去解读历史，表述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譬如对外滩的表现没有以外滩的建筑描述作为节目的主要架构，而是选取了第一代上海商界巨子叶澄衷、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中国影星周璇和日籍影星李香兰，用电影故事的手法讲述上海开埠的百年历史。在对杜月笙的表现中，就突破了以往脸谱化、简单化的表现，将其人性复杂多变的一面展现开来，值得回味。微观历史视角的切入，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宏大叙事，更加注重从个人化的视角来表现社会，还原人性，将纪录片的感性诉求融入在知识与历史的发掘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内涵。

三是审美创作层面上的突破。对于一部优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来说，需要有深刻的历史发现和独到的审美发现。这些纪录片有个通性，就是寻找到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结合点，寻找到了地理与纪录片相互建构的关系。地理塑造着纪录片的文化形态，纪录片对于地理本身也有着再建构的作用。来源于人文地理而不拘泥于此，将重点放在对历史、文化和人物的寻找和回眸上，不断推动历史发现和审美发现。《望长安》中，依托长安的兴衰变化，首次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陕西地区的文化风貌，深刻思考了陕西文化的原创力、开放性、交融度和辐射力，考察了陕西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世界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西湖》中，不仅看到了西湖婉约的一面，更体会到其豪放的一面。这部作品不是风光的简单描摹，也不是西湖历史的单纯纪录，而是将重点落在了对西湖文化意义的寻找与发现上，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崭新视角下的西湖。《舌尖上的中国》则通过中华美食展示了中华儿女勤劳质朴、热爱生活的气质，也从饮食层面展现了民族心理的形成。

“要增强讲故事和国际化表达的能力”

《故宫》《舌尖上的中国》，能够在观众中引起这么强烈的关注，值得欣喜。作为创作更应该重视和思考的是，通过作品传达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需要研究的是，同国际优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相比，我们的纪录片还需要进行哪些改进？总体来看，我们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讲故事的能力还比较弱，叙事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主要有三个差距。第一，不用影像叙事，解说词多；或者解说词一半，采访一半。第二，不是多线索展开叙事。国外历史人文纪录片，大多采用多线索叙事的手法，层次更加多元，故事结构更加丰富。我们就是一个主题，一个视角、一条线索。第三，纪录片偏向于结论化，而不是多元的结尾。

要使我国的纪录片具有世界性的吸引力，我们就要加强研究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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