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综合学科视角的历史学研究浅识

梁启超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曾批评我国的历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一、回顾以往的历史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史学逐步还原为史学本身，但也正由于此出现了一场史学危机。以前所应用的模式如果解体，学界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解释历史？历史学者们为此感到担心，他们希望重构一个新的模式，可以替代宏大叙事。最初金观涛等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应用在中国史的研究上，然后是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列文森创建的传统——现代模式，年鉴学派所应用的宏大叙事，等各种现代化的理论的应用。然而，学者所建构的史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更像是是历史哲学。在引进各种宏大叙事的范式之后，中国学者却无法做出成功的范例。到九十年代，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学界认为历史应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通过史料揭示历史的真实性成了学界的使命。在这一时期，史学的最高境界是对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的追寻。总体而言，以往的历史研究是一元的，直线的，历史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借助其它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思考

如果仅仅借助一种方法或理论去揭示历史，解释历史现象，就无法对历史进行更深刻地认识。“重新思考树木和整片树林的关系，是重构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已有一部分学者为此作出了努力。杨念群先生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将湖湘、岭南和江浙三个地区的知识分子群体看成三个具有独立形态的知识群体，通过揭示地域化的差异，运用大量的现代社会理论，对这三大地域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做了新的阐释，对我国近代史做了新颖而独到的解读。“杨念群表现出的正是对正统史学的偏离。他不满足于所谓客观的考订和叙述，也超越了形式化或编年史的疏理，开始有了史的关怀和问题意识。”

历史人类学提供了对新问题进行扩大研究的方式。它“使得历史研究因此获得了来自‘田野’的滋养，获得了不同族群的背景知识以及多重考据的资料补充，……也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过去的现场性’。”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成功整合体现出学术反思在学科之间进行对话的一种自觉。因此，历史人类学并非学科生存策略上的需求性产物，而是知识与叙事上的优势互补。程美宝、蔡志祥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直接受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历史学家应该出文献资料中解脱出来，到田野中去探索和体验普通民众的历史，还要现今存在的，但以后可能会消失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可利用的长期参考的资料。人类学家在这方面发展作出的成果已经足够让刚刚迈向田野的历史学家学习。历史人类学让我们“从地方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而不是像以往或者现在许多学者依然如故的那样恰好倒过来。” 通过这些努力，新的中国通史将是建立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通史，而不是在“宏大叙事”或某种经验指导下形成的框架内进行剪裁的地方史的总和。

为了展现历史的多元性，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我们必须主动学习和借鉴其它学科的方法理论。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要实现多学科交流。近代以来的分科治学虽然更适合专业精深的进行研究，却难免局限于自身的研究范围而无法扩展。研究者应该突破学科建制所形成的障碍。淡化学科之间的界线，并进行多学科交流，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被直接借鉴与利用，可以大大弥补历史学方面研究的不足。当然，这要建立在已把历史学的基本功做扎实的基础之上。

梁启超先生这样说历史的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茅海建先生认为，历史学的基本价值在于使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并从中获得前进的力量。两位先生评说历史之作用的角度不同，但都说明历史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要发挥这种作用，就需要历史学者充分利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将一个多元性和整体性统一的历史呈现于国民面前。

注释

① 姜明.历史研究：普遍还是多元[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4）.

② 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J].读书，1999（7）.

③ 彭兆荣.边界的空隙：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场域[J].思想战线，2004（1）.

④ 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J].史学月刊，2004（8）.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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