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外宣翻译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摘 要】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以传播效果为衡量标准，并遵守读者至上的原则，因此了解东西方思维差异是外宣翻译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本文对中西方的三组思维差异，即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逻辑思维和相关思维、漩涡式思维和直线型思维差异进行对比，结合外宣文本的分析，对外宣翻译的方向和策略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思维；差异；文化；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35-0219-03

思维方式差异是中西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维度。“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反过来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百度百科） 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思维方式与语言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后者又促使前者得以形成和发展。可以说，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本文着重讨论中西方思维差异在外宣文本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外宣翻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对策。

一、外宣翻译的特性

张健教授对于外宣翻译的定义是“外宣翻译，顾名思义，是要完成那些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称。”（2013：18）从广义上说，所有中文转换成外文的翻译都叫外宣翻译；狭义上，它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政府工作报告、新闻报道、景点旅游介绍等文本的中译外活动。它属于翻译的范畴，因此它必须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即忠实，通顺。然而外宣翻译又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它的目的是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译者必须对它的传播效果予以特殊关照；换句话说，传播效果是外宣翻译成败的最重要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外宣翻译必须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

二、东西方思维差异对外宣翻译的影响

（一）基于外宣翻译的特殊性，我们首先要了解西方读者的思维模式，并在对比东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寻求理想的翻译效果。中西方之间的思维差异主要有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逻辑思维和相关思维的差异、漩涡式思维和直线型思维的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的差异。中国文化偏重整体思维，西方偏重个体思维，这一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主要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具体表现在人们崇尚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和谐，寻求整体统一，凡事先考虑整体，顾全大局。“天人相分”是古代西方对自身世界的主流认识。因此西方人自古就重视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发展，重视个体性思维。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推崇个人主义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因此西方人强调个体发展，重视个性培养，追求先个体后整体，先局部后全部的发展模式。

中西两种语言中关于“大概念”与“小概念”的排序充分反映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偏好。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优先，在词语的排序中多是体现了了“大概念”到“小概念”的顺序，而西方人偏好个体思维优先，因而在排列一些列名词的时候多尊崇“小概念”到“大概念”的顺序。这一点在时间和空间的排序上尤为明顯。例如上海理工大学的地址是中国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516号。而英语中关于地址的表述却相反：20B，Baker Street， Marylebone District， City of Westminster， London， UK。关于时间的表述顺序也是一样，例如现在是2018年9月28日下午五点一分，在英语中表述如下：1minute past 5 O’clock P.M， 28th ， September， 2018。因此在外宣翻译中，一定要调整顺序，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来传递信息。

羊年伊始，关于生肖“羊”的翻译有这样一桩公案：不少英语媒体在如何精准翻译中国农历羊年的问题发生了分歧，让中国人看了啼笑皆非。有的把它译为山羊（goat）、绵羊（sheep），有的译为角羊（ram）、羊羔（lamb）甚至羊肉（mutton），还有的举棋不定，最后采用“一种带角的反刍动物（ruminant）”这样看起来非常学术的定义。CNN还派记者去香港大街小巷查看，结果发现不仅有卡通版的绵羊，也有山羊和弯角公羊。伯明翰中国节日委员会在讨论之后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措辞：中国绵羊和山羊 （sheep & goat） 农历新年的庆祝即将开始。

关于羊年怎么翻译的话题其实由来已久，而让人纠结的又岂止是羊，12生肖中许多动物的翻译都会让外媒一筹莫展，也让许多外宣译者无从下手。这种现象究其根源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英语重个体描述，而汉语却从整体出发，大一统地用一个字来概括所有同一亚科的动物。这种思维差异给外宣翻译带来很大的难度，翻译过程中，必要的考证是少不了的。笔者认为，十二生肖是从中国民间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在民间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动物。以羊为例，据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最早、最常见的羊是绵羊，因此，羊年的羊应该是“sheep”而不是 “goat” 或其他品种。

（二）相关思维与逻辑思维差异。由于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和相关思维，英美人喜欢逻辑思维，因此“中国汉语造句如大江流水，后浪推前浪；英语则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2012：61）具体语言差异表现如下。

汉语大量使用比喻等修辞手法而英语则倾向于使用朴实的语言。正如我国语言学家所指出的，“在汉语修辞中大量使用‘比’，用的多，用的方面广。‘比’的方式有种种，总的就是不宜直说，而以此喻彼，让听者或读者自己去理解。一般修辞学上讲的‘明喻’‘隐喻’‘借喻’等都是比，就连‘夸张’‘移就’等，往往也是‘比’或者包含有‘比’的因素；各种成语，许多都是‘比’的运用。大量的、多方面的‘比’，反映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侧面。”（关世杰， 2012：61）

例1：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贤逸士，文人墨客，辉子道侣，富豪政客，纷至沓来，投身于这座奇秀大山的怀抱，在这幅美妙的自然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一笔，充分展示着他们对美的意蕴的追求，把那巧夺天工的亭台楼阁，宏大壮观的梅院寺观，精巧奇妙的祠塔桥榭，风格迥异的中外别墅，镶嵌在这奇山秀水当中，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互为表里，架构形成了一道独具魅力的亮丽风景线（彭萍，2010：54）。

这种修辞手法堆砌的句子在宣传文本、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中国读者并不觉得不妥，但如果直译过去，英美读者就会对这些“极尽描述之能”的词句极不适应。在他们看来，此类文本不仅极度夸张、令人不知所云，还十分可笑。

我们来看看英文中对景色的描绘：

例2：A fascinating city between sea and sky， like Venus rising from the waves， Venice welcomes tourists from the five continents drawn to her by the charm of her water and pellucid light， free from all dust and cooled by the sea breeze. She also offers the intellectual pleasures to be derived from her masterpieces which mark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例2虽然也应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但总体上语言还是比较朴实，并且符合英语读的主谓句式结构。有人把它进行如下翻译：

威尼斯是一座海天之间的迷人城市，就像维纳斯从波浪上升起。威尼斯欢迎五大洲的游客感受她那迷人的波光水色，这里没有灰尘，只有清凉的海风。威尼斯还会给游客以集东西方艺术之大成的杰作带来的精神享受。

这译文虽然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却过于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就像极尽夸张的译文让西方读者感到虚夸和可笑，上述疑问也无法满足中文读者的审美预期。这一切都源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差异。因此在进行中英文转换时，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否则译文可读性不强，自然也无法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2.形合语言与意合语言的差异。王力在《中国语法理》中对意合（hypotaxis）和形合（parataxis）两个概念发表了如下精辟见解：“汉语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要；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少的。”（王力，1984）刘宓庆认为：“形合和意合两种手段通常都存在于一种语言中。在汉英双语对比中，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2003，144）奈达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 （1983年）一书中指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生能够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英语和汉语中形合意合的研究有一致的看法：“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形合合意合的差别在诗歌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外宣文本中也不乏此类例子。

[意合结构]上海股市昨日大涨9.29%，创下6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周三晚间宣布了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消息，目的在于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这一消息已收到成效。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04.7点，报收3583.028点。

[形合结构]Shares in Shanghai surged by 9.29 percent yesterday--their biggest daily gain for six-and-a-half years-- as cuts in the stamp tax on share trading announced late on share trading announced late on Wednesday to boost investor confidence took effect， with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closing 304.7 points higher at 3，583.028.（张健，2013：109）

由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汉语句式（意合句型）行文松散，句子各成分间无明显连接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呈相互独立的模块，有赖于读者从整句的内在连贯上去理解整句话的含义。而英语则是重形合的语言。由于有连接词的作用，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邏辑联系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基于两种语言的这种句法差别，有些，有些学者把汉语比作 ‘块语’（block language），而把英语比作‘链语’（chain language）……在外宣翻译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两种语言的句法差异，使译文更加英文化，更具趋同性。”（张健，2013：109）

（三）漩涡式思维和直线型思维。中国文化受儒、道、佛三大宗教哲学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静”、“思”、“悟”、“忍”的性格特点。因此中国人凡讲仁义、讲情面，委婉、模糊的、漩涡式的表达方式称为中国人钟情的交际手段。与此不同的是，古代西方人生活在地中海沿岸各岛屿，各小国间连年征战，彼此抢夺财物，因此这种地缘关系决定着西方人直来直往，不迂回周旋的性格，即使讲和，也是直线推进、开门见山，因此思维结构是直线型的。

在交际中，中国人常用的表达有“可能”“大概”“我猜”“据说……”等，这些模糊的措辞常使弱语境文化交际者难以理解言中之意，产生误解，也给外宣工作带来巨大的障碍。跨文化学者庄恩平曾就“I will do my best to do something”这句话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该表达有四层含义：一是“如果没有例外的话，我会尽量去做”。（也就是说，我有可能不去做。）二是“婉言谢绝”。（不直接拒绝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也是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三是“看情况而定”。（也许会去做，也许不会去做。）四是“我一定去做”。（不管发生什么，我不会食言。）而在英美国家，I will do my best to do something 则表示“我肯定去做”的意思（庄恩平，2004：87）。因此在语言转换中，尤其是汉译英时如何挖掘字里行间的意思、减少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成为翻译的一大难点。

另一方面，汉文化漩涡式思维特点决定了汉语言是“归纳型”语言，也就是说，一句话中，叙述者往往会把中心句--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总结性的话放在最后说，前面往往是客套话、引言或阐释等各种铺垫。反之，英美文化直线型的思维特点决定了“英语是演绎型语言”，即中心句——最重要的话最先说，其后再对这句话进行阐释，将次要信息、说明性信息后置。

例如2016年3月21中国日报上有这样一条新闻：

[归纳型语言]3月26日，在对捷克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

阐释句

在捷克《权利报》 发表题为《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的署名文章。

中心句

[演绎型语言]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blished a signed article titled “Time

中心句

to renew and Energize China-Czech Ties” on the Pravo daily on Saturday， ahead of his state visit to the Czech Republic. （2015，中国日报） 阐释句

這两句话中“习近平发表题为《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的署名文章”属于关键信息，在归纳型矩形中把它放到了末尾的部分，而在演绎型语言中则把它放到了句子的开头。

林语堂先生曾生动地总结出中国人的求人四段经：“第一段是‘气象学’，即见面寒暄评气候；第二段是‘历史学’，即叙往事，追旧谊；第三段是‘政治学’，即谈时事，发感慨；第四段才迂回到主题--‘经济学’，即奉托小事，请多帮忙，终生铭记。”（黄元军等，2009：25）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漩涡式思维的最好的体现。

三、结语

总之，中西方之间的思维差异主要有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逻辑思维和相关思维的差异、漩涡式思维和直线型思维的差异，在语言上的不同具体体现为“大概念”和“小概念”上的不同排序、词汇定义的不同广度；此外汉语言重意和、重归纳、语言华丽；英语重形合、重演绎、语言朴实。在外宣翻译中，我们除了要对英汉思维方式进行细 致的比较研究，注意到不同思维方式对语言的影响之外，还应该积极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加强英语的深造，有效地克服翻译过程中的思维差异造成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译文更加自然、准确。

参考文献：

[1]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2]关世杰等.论思维方式差异是中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维度[J].跨文化交际与传播中的身份认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3]彭萍.实用旅游英语翻译[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0.

[4]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5]刘宓庆.翻译教学：实物与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44.

[6]Eugene A.Nida. Translating Meaning[M].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3.

[7]庄恩平.跨文化商务沟通案例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7.

[8]黄元军等.中西思维差异：翻译的另一引航者[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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