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湖北曲艺“百花书会”述要与思考

打开文本图片集

一

2018年11月5日至7日，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十四届湖北曲艺“百花书会”评奖活动在古城襄阳举行。该活动是湖北省曲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政府级曲艺奖项，从198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4届，推出了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曲艺演员和曲艺作品。湖北曲艺界中，何祚欢、张明智、陆鸣、田克兢等均是从历届“百花书会”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

与河南“马街书会”、山东“胡集书会”、安徽“苗湖书会”等书会相比，“百花书会”的资历尚浅。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省曲艺界组织重建湖北曲协，并于襄阳开展调研，经徐国华、蒋敬生、郝桂平、董治平等曲艺界人士积极倡议，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省文化厅、省文联主办的“百花书会”于1981年正式落地。该活动旨在保护湖北省特有曲种，检验和推选优秀曲艺作品。“百花书会”走过近30年，见证了湖北曲艺由繁盛到迷茫又走向新征程的曲折历程。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湖北曲艺大发展的时期。1981年至1989年，“百花书会”共举办5届。历时最长的是1983年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的的第二届书会，为期9天；参会人数最多的为1985年第三届，人数超过290余人，共收到170余个曲艺作品文本，其中的25个参加了书会演出①。1987年第四届书会后还有《湖北省第四届百花书会优秀作品选集》出版，集中收录了湖北评书、相声、快板书、独脚戏、湖北大鼓、湖北道情等曲种作品，展示了湖北曲艺阶段性成果，初步满足了群众在文艺寒冬后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求，也调动了曲艺工作者创演研究的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1992年，湖北曲艺的主要阵地之一，汉口民众乐园共吸引全国40多个戏剧曲艺音乐杂耍团体演出2000余场，观众累计达150万人次，出现了国内少有的演出盛况②。湖北曲艺工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编纂准备工作，历经10年的不懈努力，在整理音乐文字资料500万字、录音带近200盒、相关照片150张的基础上③，《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于1992年作为原文化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首卷出版，为各省曲艺音乐集成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群众文化生活日渐丰富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双重影响下，湖北曲艺专业团体纷纷改制，数量从80年代的22个缩减到仅剩武汉说唱团1个。随之而来的人才流失使得湖北曲艺步入了低谷。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百花书会”举办4届，受经费与大环境的影响，举办者的热情以及节目数量和水平均有一定下降，如2003年举办的第九届书会，仅仅进行了少儿曲艺现场展演评奖。

21世纪以来，借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东风，湖北曲艺逐步探索出了新发展路径。2006年至2018年，“百花书会”共举办6届，不同曲艺艺术类别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鲜明的流派特色得到进一步肯定与承认。在2008年举办的第十一届书会上，跳三鼓、北路子大鼓、郧阳四六句等多年未見的曲艺样式重新出现。而2012、2015年的第十二、十三届书会，曲种“丰度”进一步增加，湖北小曲、湖北大鼓、沔阳渔鼓、公安说鼓子、汉川善书、宜都梆鼓、宜都楠管、恩施扬琴、襄河道坠子等地方特色曲种与数来宝、相声、快板等曲种同台，为湖北观众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2018年第十四届“百花书会”于2018年2月启动，得到了湖北省曲协各团体会员、各级群艺馆、文化馆及相关院团单位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26个作品从89个有效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终评展演环节。在往届的基础上，本届“百花书会”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参赛队伍的多元化趋势

创作上，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参与了部分作品的创作，如湖北大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付群刚创作了漳河大鼓《乡镇纪检员》，利川小曲省级非遗传承人李源道创作了《决胜新征程》，沔阳渔鼓省级非遗传承人夏祖勤创作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传承》，说鼓子省级非遗传承人徐华创作了《百姓心中有杆秤》，湖北评书省级非遗传承人付三元创作了《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等。部分文艺理论家、音乐理论家、作曲家、编导也参与了部分节目的创作，如襄河道坠子《诸葛出山》创作者为曲艺理论家董治平，长阳南曲《岁月静好人风流》作曲者是湖北省著名音乐家王原平。同时，书会上还涌现了少量集创作表演于一身的曲艺人，如孝感说唱鼓书、东山番邦鼓、湖北大鼓等节目的表演者，也是作品的创作人。

表演上，除武汉说唱团的专业演员外，湖北省各级文联、曲协、文化馆、电视台、非遗中心等选派的演员占了大部分。而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和湖北省土家族歌舞剧团等专业院校、专业文艺表演团体的加盟，更为湖北曲艺增添了不少专业色彩。另外，武汉市消防支队和部分业余少儿艺术团队的参赛也体现了湖北曲艺传承逐渐普及化和社会化的动向。

创演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是维护传统不断代的有力保证，新的表演方式和新作品内容则是推动湖北曲艺紧跟时代的重要推手。

（二）表演形式的创新性探索

在本届书会中，有11个节目在基本保留传统表演和伴奏形式的基础上，适度调整了乐队和伴舞（唱）的规模，另有5个节目在表演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与创新。

在书会上展演的湖北小曲《水调歌头·游泳》，有别于传统的四胡或琵琶坐唱，采用了古筝弹唱这一新形式。击三挑板演唱的利川小曲，在此次展演中演员又使用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乐器三才板。郧阳四六句突破了自弹自唱的传统表演方式，采用了4人扮演固定角色、辅以8人乐队的形式。长阳南曲、恩施扬琴的两个作品都采用了较大的演员编制：长阳南曲作品有16人参与演唱表演，在传统乐器小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增加了莲厢、板等乐器，采取坐唱、站唱相结合的形式，并在唱腔音乐上融合了当地姊妹艺术长阳山歌、长阳花鼓子的风格；恩施扬琴作品，除一人击板鼓演唱，另有8人击打绘有鲜明地域文化标识的白虎图腾铃鼓配合演唱。

（三）作品内容的不断丰富

本届“百花书会”的展演作品，大部分为近年创作的传播正能量、讴歌新时代、赞美新生活的作品，主题大体可分为以下5类。

1.讽刺不正之风。湖北大鼓《事关于己》批评了个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宣传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78岁的鼓书艺人辛德井创作的洋洋两万余言的长篇孝感鼓书《血溅花烛夜》，假托古人故事，表达了老百姓对反贪反暴的诉求。

2.弘扬时代精神。郧阳四六句《规矩》，将传统道德规范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讲法律、讲纪律、懂规矩等讲话精神相结合，宣传了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监察法》；云梦鼓书《人民公仆汤俭民》歌颂了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汤俭民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农业、农村、农民无限热爱的先进事迹；漳河大鼓《乡镇纪检员》反映了身边的先进典型——优秀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刘景贵的故事。

3.聚焦社会热点。群口快板《大山情》反映了大学生边远山区支教的故事；天门说唱《搬猪场》呼吁与倡导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恩施扬琴《再访吊脚楼》、保康渔鼓《赵家山寻水记》、小品《蹭网》等展现了党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4.讴歌全新生活。长阳南曲《岁月静好人风流》用清雅婉转、悠扬抒情的曲调歌咏了家乡的美景与新生活。小品《下棋》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新时代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利川小曲《决胜新征程》以农民的视角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变，表达了农民对十九大报告规划的蓝图充满希望，齐心协力奔小康的信心。

5.致敬历史名人。襄河道坠子《诸葛出山》取材于诸葛亮，用曲艺的形式演绎了诸葛亮于襄阳躬耕苦读，后出山辅佐刘备的历史故事；著名曲艺艺术家何远志将毛泽东同志著名词作《水调歌头·游泳》谱为同名湖北小曲，表达了一代伟人建设祖国的豪迈气概。

二

第十四届“百花书会”是近年来湖北曲艺创演成果的集中检验，也是当代湖北曲坛文化生态的生动缩影。通过对本届书会展演参赛成员、表演形式、题材内容等方面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本届书会涵盖全省各区域的近30个曲种，创下“百花书会”历史之最，体现了湖北曲艺工作者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湖北曲藝工作者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不断推陈出新，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重要功能。但是，通过此次“百花书会”，也可以管窥当下曲艺传承的困难。

一、区域与曲种发展不均衡

本届书会上湖北各区域报送作品的数量与获奖情况，体现出湖北曲艺区域发展分布不平衡的特点。武汉及鄂中南、鄂西南、鄂西北等地区的曲艺发展、活跃程度较高，作品的形式内容较为多样化。鄂东南、鄂东北地区的传统鼓书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舞台曲艺的发展后劲略显不足，其他类型曲种发展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

2007年以来，湖北省已有5批共35项曲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参加第十四届“百花书会”的展演作品，仅有湖北评书、湖北大鼓、湖北小曲、长阳南曲、恩施扬琴、说鼓子、沔阳渔鼓、利川小曲、郧阳四六句、襄河道坠子、武汉相声等11个省级非遗曲种，数量仅占全省曲艺类非遗名录的三成。鼓盆歌、汉川善书、三棒鼓、跳三鼓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都未有优秀作品入选。结合近年各类曲艺赛事总体来看，全省曲艺品种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舞台上较活跃的仍主要是湖北大鼓、湖北小曲、恩施扬琴、长阳南曲、襄河道坠子等几个曲种。

这种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与部分曲种缺少代表性艺术家有密切关系。纵观中国文艺发展史，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对一个曲种、剧种的继承、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恰恰因为湖北评书有何祚欢，湖北大鼓有张明智、付群刚，湖北小曲有何忠华，襄河道坠子有郝桂平，这些曲种才一直活跃在艺术舞台上、百姓生活中，并薪火相传。

二、参与主体有局限

本届书会有全省近百件作品参与评选，最终进入展演的有26个作品，参演人数170余人，本届书会的规模可见一斑。而与参演和业内观摩的人数相比，普通观众的身影稍显单薄。盛大的“百花书会”仅仅成为“局内人”的盛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离开了观众的表演就犹如离水之鱼，终难焕发鲜活的生命力。可见，在曲艺复兴的新征途上，新一代曲艺观众的培养需要提上重要议程。

另外，“百花书会”的评奖规则和奖励机制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参与主体的多维度。本届书会除新人奖外，主要有三大奖项：节目奖（一二三等奖）6个、表演奖（一二三等奖）7个、文学奖3个。获奖者（单位）由湖北省文联、曲协联合颁发荣誉证书。这虽然体现出对曲艺表演人才及文本创作人才的关注，但与20世纪60年代和80、90年代的湖北曲艺评奖办法相比照，今天的评奖办法在曲艺人才的培养与激励政策上仍稍显不足。

在《湖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1963年曲艺创作评奖办法（草案）》④中，在评选方法上，明确了专业团体与业余团体（办法中称为“市”）分别组织、选拔、推荐、评选的规则，兼顾了曲艺发展的专业性与普及性。要求“专、市评选小组，应将准备评选的作品先行组织演出，广泛听取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意见。然后将参加评选的作品，连同评选意见及群众反映，一并报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曲艺工作组转省评选委员会。”该《办法》同时凸显出曲艺作为群众文艺的本质特点；在奖项设置上，将作品按篇幅分长篇、中篇、短篇分别评奖，同时根据创新程度分“新创作作品”和“新整理改编作品”，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若干。在“新整理改编作品类别”中，又具体分为“从小说、戏剧等新文艺作品改编的曲艺作品”和“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曲目”。这一举措既有效地保护、整理了逐渐消失的长篇书目、传统书目，又鼓励了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审美的新作品的创作，既保护了曲艺作品的多样性，又为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在奖励办法上，“评选出的优秀作品，除推荐各地专业及业余曲艺工作者上演和编印出版外，并发给奖金”。奖金标准最低15元/名，最高达到400元/名。此外，“小曲的曲谱也照上面标准另行发给奖金”。这在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水平5元的标准下，可谓是极大的激励。而在“百花书会”的历史上，从第二届（1983）至第七届（1996）也曾设立过作曲奖（配曲奖、编曲奖），从第二届（1983）至第六届（1993）均设立过“伴奏奖”。这些竞赛规则都对相应时期的曲艺创作、编曲、伴奏人才培养发挥过积极作用。

显然，本届“百花书会”的关注层面还较为单一，这也是当前全国各类曲艺赛事的普遍现象。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认为，“不仅要重视和培养曲艺演员，还要重视和培养曲艺的曲本作家、伴奏弦师、教师编辑、专家学者等”⑤。但目前曲艺界中表演创作俱佳的曲艺人较少；曲艺唱腔音乐作为区分曲种的重要标志，编曲创作的研究成果不足；相较于曲艺创演，曲艺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明显滞后；评论宣传力度不够，优秀新作品未能得到及时推广；伴奏弦师老龄化严重，伴奏人才的培养尚未引发重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通识领域，曲艺师资力量匮乏。

三、继承与创新关系较模糊

第十四届“百花书会”展演中，大部分的作品都采用了大编制的乐队伴奏或创新的表演形式，个别传统打鼓说书节目遭遇“滑铁卢”。一位每天在茶馆说书的参赛老艺人，言谈中流露出失意与不甘：“早知道专业团体来参赛，我们农民曲艺人就不该来的”“民间的，古老的只能靠边站了”。这虽是个案，但也提示我们今天的曲艺评奖与赛事中，对待曲艺的继承与创新某种程度上更需要注意分类引导。继承与创新本就是硬币两面，是中国曲艺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仅关注创新，不谈继承，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民间曲艺人的参与热情。

通过对第十四届湖北曲艺“百花书会”基本情况的介绍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试对新时期曲艺发展提出以下倡议。

第一，各级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与支持各类曲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与传播活动，发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领头羊”作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曲艺竞赛评奖细则，加强新一代曲艺观众的培养。

第二，文化部门要与高等教育的相关院系、非遗中心联姻，充分发挥高校在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的优势，促进曲艺理论批评、伴奏、编曲、教育人才培养。

第三，新一代曲艺表演者要努力加强理论修养，提高创作能力，处理好艺术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湖北曲艺老一辈的诸多创作、研究专家如甘发新、张长安、何远志、陈世鑫等均为弦师或演员出身。扎实的艺术实践功底为他们后来的创作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们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推动了艺术表演的发展。

第四，在培养新人、关注新作品的同时，民间老艺人肚子里的那些宝贵的传统书目和表演创作经验的整理与继承也需要曲艺界给予重视与关注，且更加急迫。吕骥同志就曾在80年代曲艺音乐“集成”工作中指出：“先要继承才能发展，才能创新。”⑥习近平同志也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保护好曲艺多样性，理清继承与创新两者的关系，同时让创新遵照曲艺的特点与规律有序展开是新时期曲艺复兴的当务之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祝福湖北曲艺与各区域、各民族曲艺携手，共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

注释：

①《湖北省曲艺家协会简介》，湖北文艺网，2017年8月17日，http：/// doc/2017/08/17/19837.shtml。

②王耀：《民眾乐园的前世今生（三）——最后的辉煌》，载《戏剧之家》2010年08期，第49-51页。

③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印：《湖北说唱音乐集成（第五集）》（内部资料），1992年，第431页。

④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湖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湖北卷》，中国ISBN中心2000年出版，第804页。

⑤张艳：《为了曲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与全面繁荣——访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载《戏剧丛刊》2013年01期，第34-38页。

⑥吕骥：《温故知新抓紧收集整理曲艺音乐遗产——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文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187页。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接视野下的“戏曲进校园”师资培育路径与方法研究》（2017GB076）阶段性成果]

（作者：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瑜）

推荐访问:百花 湖北 曲艺 四届 思考